编者按：近日，巴西大学全球经济与中国研究中心（GEChina-UnB）合作教授、巴西-中国高级研究中心（Cebrach）公共政策主任、中拉人权研究网络合作成员伊西斯·帕里斯·玛雅（Isis Paris Maia）在毛里西奥·格拉博伊斯基金会网站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发展轨迹向“全球南方”国家展现了数字技术在21世纪行使主权方面的战略重要性，其经验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将中文译文发布如下：（全文约29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本文原文刊发在毛里西奥·格拉博伊斯基金会网站

　　塞尔索·阿莫林近日警告，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这番话不应仅从传统军事角度去解读。21世纪的战争已不再主要取决于领土占领，而是取决于对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流动和战略技术能力的控制。

　　在信息力量日益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军事优势与技术主导地位、数据情报以及对数字网络、平台和系统的控制密不可分。在此背景下，当代冲突未必始于军队或轰炸，而是始于大规模监控、数字追踪、通信拦截以及实时处理和整合海量信息的能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验才具有分析意义，因为它预见到，在数字时代，主权不仅取决于对实体领土的控制，还取决于国家治理自身网络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和战略技术链的能力。

　　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与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大型科技公司在战争和情报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不再是修辞性的问题，而是分析的核心。如今，定位领导人、监控动向、截获通信以及绘制行为模式的能力，都依赖于高度集中的技术生态系统。数字平台、云服务、地理定位系统、数据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构成了当代数字生活的支柱，同时也构成了信息战的支柱。

　　伊朗的案例表明，在冲突场景中清除高层领导人的做法，恰恰凸显了战争的技术维度。当代情报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间谍活动，而是涉及海量数据分析、数字痕迹追踪、信号情报、卫星监视，以及技术平台与国家安全体系的整合。在这种格局下，军事力量与信息力量密不可分。

　　网络层面的影响，在委内瑞拉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事件里，针对电力系统、通信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早于针对国家领导层的直接行动展开，最终导致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绑架。这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它揭示出技术优势以及对网络与数据流的掌控，能够在公开对抗爆发前，就创造出足以瓦解国家指挥控制能力的行动条件。

　　这指的是一种超越国界、渗透至国际体系日常运作之中的技术结构性力量。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掌控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包括云服务、操作系统、通信平台、数字地图、人工智能服务以及海量数据流。这种集中化导致了结构性不对称，使得依赖这些基础设施的国家在信息脆弱性方面处于劣势。

　　中国与主权数字生态系统

　　中国构建自主数字生态系统，应当被视为一项长期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打造技术自主性，以应对当前日益由信息权力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对外国数字平台实施采取的相关政策，绝不仅限于具体监管措施，或是围绕审查制度展开的规范性讨论，而是属于更广泛的技术主权理念的实践范畴——在这一理念下，网络空间被认定为支撑国家权力的关键基础设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数据、机构沟通、战略系统与信息流正逐步内化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技术架构之中，从而降低脆弱性，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这一方向体现出对技术数字领域作为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竞争之结构性维度核心地位的深刻预见，表明在中国经验中，数字生态系统的形成并非源于对外部压力的权宜应对，而是旨在构建国家技术数字能力、自主重组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举措。

　　在此过程中，计算机工程师方滨兴的形象尤为突出。他是中国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专家，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贡献上，更在于他对以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为核心的数字主权概念所做出的战略贡献。

　　方滨兴通过论证技术自主性只有在国家能够保护、监管和构建自身信息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来阐释这一逻辑。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掌控关键基础设施，例如数据、网络和平台，发展国家人力和制度能力，并构建自身的经济和监管机制。因此，这是一种将技术、国家和安全三者联系起来的全面数字主权概念。

　　随后，自2008年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通过出台规范、制定技术标准、明确对科技企业的监管要求，并推动相关部署与5G、云计算、先进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国家战略对接，将这一治理基础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落地。因此，中国相关布局并非短期应对举措，而是一项以构建技术自主能力为核心目标的长期工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包括国家平台、国内云基础设施、主权网络和自主技术系统在内的国有数字生态系统，不仅应被视为国家在信息战、网络冲突与数据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的生存战略，更应被理解为融入当代主要技术前沿的关键举措。这对于推动多领域创新、创造高技能就业岗位、促进先进产业发展，以及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战略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数字主权已超越单纯的信息控制范畴，涵盖构建国家技术体系、减少外部依赖以及维持长期经济竞争力的能力。与此同时，这种技术自主性对国家安全具有直接影响，因为对关键数据、网络和基础设施的控制，决定了国家抵御外部压力、技术间谍活动和系统性漏洞的韧性。

　　结语

　　中国的发展轨迹向“全球南方”国家展示了数字技术在21世纪主权行使中的战略重要性。这种技术中心地位恰逢系统性争端的加剧，以及美国当代权力投射形式的强化——后者日益借助技术、金融、信息和监管工具，从而扩大了境外影响力，并加剧了全球的不对称性。

　　正是在系统性转型与技术竞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旨在连接“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在金砖国家框架内）的各项举措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努力致力于推动伙伴关系多元化，降低技术脆弱性，并构建替代美国主导的数字秩序的新方案。而中国的经验，对于当下的历史时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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