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错刀频道 Diik

　　中国还需要垃圾分类吗？

　　昨天，人民日报官方公众号发文，又把这个问题严肃讨论了一遍。

　　之所以有此一问，核心在于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火力太猛了：不仅烧遍各式各样的垃圾，近年来还消灭了国内80%城市的陈年垃圾山，甚至挖出填埋场里的垃圾再烧一遍。

　　“吃不饱”的中国焚烧厂，现在还集体出海烧“洋垃圾”了。

　　今年7月，印尼国家主权基金Danantara，宣布了国家垃圾发电项目第二轮招标结果——8个项目，中国企业拿下6个。

　　3月份首轮招标时的场面更夸张，24家入围企业有20家来自中国。

　　这样的场景不是个例。

　　此前，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国环保企业早已刷足了存在感。

　　例如越南的河内朔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中国天楹投资建设，是越南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目前一期已投运，吞下了河内近七成的生活垃圾，今年4月启动扩建工程，总投资约2.2亿美元。

　　垃圾围城的东南亚，终于等来了“救星”。

　　从垃圾围城到“抢垃圾”

　　垃圾围城的滋味，中国并不陌生。

　　2010年，纪录片《垃圾围城》公映，画面触目惊心。城市周边勾勒出地平线的不是群山，而是一座座垃圾山。有人靠捡垃圾一天挣几十块钱，有人患上了皮肤病、呼吸道疾病，但没人敢去医院。

　　2011年到2015年，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从1.5亿吨飙到2.6亿吨。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

　　这样的环境下，逼出了如今能出海大杀四方的垃圾焚烧技术。

　　一开始，垃圾焚烧在国内试点可谓步履维艰。不同于欧美，它们的垃圾分类更到位，垃圾又干又纯，中国垃圾里掺杂了大量的厨余剩饭，含水率经常超过55%。把这种“湿垃圾”塞进炉子里，烧都烧不旺，还容易产生有毒气体。

　　这场突围战里，有一个关键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2010年，他72岁，本该颐养天年，却把目光转向了城市固废，并牵头制定《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的升级路径。更重要的是，他将超高温热力学逻辑引入垃圾处理，带领团队攻克了“3T”（温度、时间、湍流）控制技术。

　　如今，中国顶尖焚烧厂的不少污染物指标接近于0，例如二噁英排放可以做到0.004纳克/立方米，不到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技术突破，加上补贴加码，于是资本一拥而入。

　　到2024年底，全国焚烧厂超1000家，占全球总数一半以上，焚烧处理能力占比从7%跃升到73%，还跑出了不少上市公司。

　　但接踵而至的是一个新的烦恼：垃圾好像不够烧了。

　　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2.62亿吨，可焚烧能力年均可烧3.6亿吨。全国焚烧厂平均负荷率只有60%左右，40%的产能闲置。

　　为了让炉子烧起来，轰轰烈烈的“抢垃圾”大战拉开序幕。湖南两家垃圾焚烧厂为了争抢垃圾，给物业公司支付每吨50元的“介绍费”，被通报批评；河南的厂跨区到隔壁抢，咸阳的厂跨城到礼泉抢；广东中山的一家焚烧厂更狠，直接承包了1500多个垃圾收集点和16个转运站；还有的焚烧厂，甚至上高速拦垃圾车。

　　不止新鲜的垃圾有人抢，连埋在地下的陈年垃圾也被盯上了，多个城市都开始挖起了“祖传垃圾山”。

　　之所以如此卖力，除了环保的动力，更多是利益所系。

　　一名从业者表示：“不敢轻易停炉，每次点炉投放的汽油、柴油都是按吨计算。只要看它烧着，每一分钟都在产生效益。”

　　问题是，在国内这么“抢垃圾”实在是太费劲了。

　　中国焚烧厂，

　　全球真正的环保斗士

　　东南亚地区，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焚烧厂最大的“食堂”。

　　那里的垃圾问题，没比十几年前的中国好到哪去，所以这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

　　以印尼为例，每年产生约7000万吨垃圾，主要处理方式还是填埋和露天堆放。雅加达郊外的班塔格邦垃圾填埋场，是东南亚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堆积的垃圾不少于4500万吨。今年3月8日，这座垃圾山在暴雨后发生滑坡，造成17人死亡。

　　印尼爪哇岛的西塔鲁姆河，全长约300公里，污染程度遥遥领先，河水中大肠杆菌超标5000倍是常事，恒河都甘拜下风。

　　菲律宾的情况也糟糕至极。流经首都马尼拉的巴石河，贡献了全球海洋塑料垃圾的6.43%。他们雇了1000多名护河员每天捞垃圾，但捞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扔的速度。

　　整个东南亚基本大同小异。垃圾围城、围村、围海，能围的地方都围上了。

　　和当年的中国一样，他们也被逼到了墙角。

　　因此在去年，印尼推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垃圾处理计划：投资55亿美元，建设33座焚烧厂。

　　结果就是，中国环保企业挤掉欧美和日本同行，开始了组团“接管”。

　　一方面，中国企业的解决方案极具性价比。

　　过去的成套焚烧设备造价高昂，而现在国内已经实现垃圾焚烧全产业链国产化，设备造价大幅下降。从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到后期运维，中国企业有一条完整的经验。

　　更何况，比起欧美同行，此时火烧眉毛的东南亚地区也更需要中国企业的效率。

　　例如浙江伟明环保拿下了巴厘岛项目，日处理1500吨，总投资不超过1.75亿美元。7月8日就已正式开工，距离招标结束不过四个月。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解决方案更适配。

　　东南亚的垃圾结构和中国类似，都有许多湿垃圾。

　　而中国焚烧厂正是从“湿垃圾地狱”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近二十年的技术积累，让中国工程师对付高水分、低热值的垃圾，早已驾轻就熟。

　　此外，处理混合垃圾同样是手到擒来。中国顶尖焚烧厂，内置有数千个传感器实时监控的三维温度场和AI自适应调节系统，能根据垃圾成分自动调节炉排速度和风量，使热效率稳定在85%以上，使原本不稳定的混合垃圾燃烧变得极为稳定。

　　也因此，中国许多垃圾焚烧厂不仅毫无传统垃圾厂的脏乱臭，反倒成了市民游客常去的生态公园、观光景区。

　　这样的园区环境照搬到东南亚，几乎是颠覆所有人认知。

　　据报道，越南的河内朔山垃圾焚烧发电厂自从投入运营后，当地黑压压的蚊虫和臭味彻底消失，当地居民表示“吃饭再也不用挂蚊帐了”。过去他们常常堵垃圾车抗议，现在反倒都来打听什么时候招工。

　　如果把目光放远，更是会发现：在东南亚地区的表现，只是中国环保企业逐渐大杀四方的一个缩影。

　　去年初，康恒环境在巴格达垃圾发电项目的全球竞标中，击败了12家国际对手，拿下了价值5亿的项目；在埃塞俄比亚，三峰环境建设了非洲首座垃圾发电厂；在巴西乃至整个拉美，首个真正的固体废弃物转能源项目同样是由中国企业负责承建与技术输出。

　　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达79个，项目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

　　盛世之下，

　　还有两个“大坑”

　　乍看起来，垃圾问题已经成为了历史。

　　这当然和很多人的所见所闻是有偏差的。

　　2024年，央视曾曝光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的农村垃圾“天坑”，垃圾露天堆放在田间地头；2025年3月，位于福建省东南海域浯屿岛的“垃圾带”引发公众关注，岛上垃圾长期堆积，最终被倾倒至海边；2025年6月，张家界两个溶洞中清理出51吨垃圾。

　　“没有万能的技术解决方案，即便是垃圾焚烧企业，也不会说自己完美解决了垃圾问题。”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就目前来看，有两个问题十分突出。

　　一是不同地区“冰火两重天”。

　　和城市不同，农村、海边的垃圾分散，运输距离远，收集成本高，许多焚烧厂也没动力去处理。

　　这就造成了城市垃圾“不够烧”、农村垃圾“没处倒”。

　　根据《2023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我国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接近100%，但全国19366个镇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86.06%，7921个乡的无害化处理率更低，平均仅为74.41%。

　　二是产能过剩。

　　“垃圾不够烧”的本质，是不少焚烧厂当初在建设时有些冒进，导致了产能过剩。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当地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各地标准大概在每吨50元至150元之间；此外，还有售电收入以及国家的电价补贴。

　　这三部分收益，都与处理的垃圾量直接相关。

　　当初许多人眼红于收益，于是一拥而上，造成如今许多产能闲置，久而久之，势必有亏损的风险。如果焚烧厂因此选择关闭，就可能给城市运转带来问题，甚至可能会造成新的垃圾围城。

　　这也要求接下来的建设和产能规划，必须更加合理。

　　此外，垃圾分类也依旧很有必要。抵达焚烧厂的垃圾在进入焚烧炉前，其实也会被分类，这和收益、成本息息相关。一方面是通过回收发挥更大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生活垃圾都适合焚烧发电，比如玻璃、金属、陶瓷，不仅不可燃，还会造成炉排磨损。

　　垃圾问题很难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去十几年，中国垃圾焚烧产业从“人人喊打”到“出海抢单”，其中的一大驱动力无疑就是利益。

　　商业是最好的环保。有稳定的收益，才能持续走下去，在发展中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有问题不可怕，要把问题尽量变成一笔“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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