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提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曾以资本积累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塑造现代国际秩序，但中国崛起与全球南方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北京对话特约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在“洞察（Insights from Insiders）”系列讲座中，以“世界体系变迁与全球南方的主体性”为主题，深入分析资本、科技与文明因素如何推动全球格局转型。他指出，越来越多国家不再只是既有体系中的被动参与者，而是在经济自主、文化复兴和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新的主体意识。世界体系正从单一资本逻辑主导，走向多元文明、多元发展路径并存的新阶段。
唐晓阳在讲座中（图源：北京对话）
（本文根据唐晓阳主讲内容整理，经作者授权，由北京对话独家发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正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崛起的重大变化，全球南方的主体性正是其中的关键变量。因此，以资本、科技、中国影响为切入点，深度理解全球南方的主体性，是理解未来世界体系变迁的重要维度。
1. 资本主义价值链与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是现代化在社会经济层面最重要的动力，还有一个科学动力今天暂时不谈。在传统社会里，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市场经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很多混淆的概念，甚至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就代表西方、代表民主和选举。马克思指出，市场经济在传统社会的中国也存在，但以资本增长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才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在传统社会里，生产粮食和布匹交换是为了各自的使用价值。但近现代西方的市场经济不以使用价值为目标，使用价值只是过渡，真正的目标是投资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增量即为剩余价值或利润。虽然看上去都是市场经济，但由于目的不同，整个市场交换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逐利目的具有不可满足性——使用价值无论吃穿住都会因个人需求满足而停止，但利润会不断增长。
马克思指出了关键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资本增殖已经不是个人贪欲，而变成社会机制。如果马斯克赚到一万亿就停止，那很快会被谷歌或被中国更强的企业击败。如果资本增长想要成为社会性目的，那么实现方式就是不断提高生产率。从数据上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一开始生产率水平与欧洲差不多甚至更高，但几百年来因传统国家没有资本需求，生产率反复波动，所以唐朝可能高于元朝，明朝可能高于清朝，不是持续性增长。而欧洲在资本主义之后，由于对资本的不断追求以及机器工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出现了持续性的增长趋势，中间虽有战争波折，总体仍保持增长。
关于生产力持续增长的真正来源，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剩余价值来自剥削，这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类似中国80年代的血汗工厂。但工厂发展以后，工人也能获益。亚当斯密指出，近现代资本持续价值增长的真正原因来自劳动分工。他在国富论第一页举了别针工厂的例子：一个熟练工匠一天只能生产一根别针，但20个人的简单机械工坊一天能生产48000根。今天的高科技依然遵循劳动分工、专业化、大市场流通和产业化的原则，这才是资本增殖的真正源泉。
劳动分工虽然各方互相依存，但存在竞争关系。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控制资本方处于价值链最高端。这就是微笑曲线：研发设计、品牌金融、专利技术等资本密集型环节不可替代，能获得更高利润；组装、制造、代工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受委托服务于上游资本的，属于依附型的弱势价值。而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反微笑曲线中，机器制造由于能够容纳更多就业、积累外汇，反而相对资本密集，更受欢迎，而初级原材料和密集劳动则是价值最小、最弱势的环节。从研发设计到初级原材料和密集劳动，虽然都是全球性分工，但产业分工带来了权力体系的巨大差别，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动力和劳动分工的结构。
微笑曲线（图源：UReason）
经过一两百年，资本主义形成了世界体系：最先资本化的国家控制了最核心的金融品牌和研发科技，边缘国家则处于不平等地位，这被认为是国家间的剥削。沃勒斯坦后来将此视为一个体系：半边缘和边缘地区为资本中心地区服务，本质上所有全球生产分工联系都由中心地区的资本决定。
2. 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冲击
中国崛起对这一存在近三四百年的体系形成了重大冲击。2008年华尔街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发现了大象曲线：在1988年到2008年间，收入增长最快的原本是象鼻尖上的精英，如苹果公司、微软公司等。但大象的背部和鼻子根部呈现不同的变化。按传统资本主义体系，最精英的发达国家资本家拿最大头，其次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再其次是发展中国家的富人。然而在这20年里，中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超过了微软和苹果的老板，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大幅提升。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系统。
大象曲线（图源：thestandard）
中国依然推进全球化，和跨国企业紧密合作，但两者对体系的认知并不相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治特点在于，改革开放后接受了以资本为导向的现代市场经济，资本也在持续增长当中。但关键区别是，中国不以企业和个人的资本增长为最高目的，不像美国以马斯克式的造富神话或特朗普式的个人和家族逐利为天经地义。中国对企业和个人有一定限制，企业和个人可以富，但不能影响国家整体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接受了以发展资本为导向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律，但没有把资本增长作为主义，这就是我们仍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原因。
由此带来对资本的调整和超越。虽然改革开放后精神文明受到较大冲击，但西方现代化也经历了同样阶段，虚无主义、后现代批判都指出西方精神在崩溃。但中国由于发展目标不是完全为了资本，本身就带着国家整体文化精神的内涵，这被落实为一种协同进化的特点。西方看中国觉得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力量，实际上国内的企业竞争有时比与外国更激烈。但关键是上面有一个整体目标：如果国家说这样做损害整体利益，各方就会放下个人利益来服从。西方企业觉得赚钱才是根本，政党怎么说都行不通，他们受利益集团和资本市场驱动，没有中国那种由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整体性目标：在资本目标之上的一个总体的文化和精神目标，就是民族复兴。
这种有文化和精神目标加持的资本导向市场经济，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也有体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对外绝大多数不是援助：真正对外援助资金只占5%到10%，其余都是商业资金。国企和政府都要考虑成本，至少不能亏钱，但不会像资本主义一样追求最大化利润。既考虑资金和贸易的商业性，又考虑政策、民心、社会效益等总体目标。关键到底还是不能亏钱，因为不亏钱就是资本导向。不同于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是根本不管亏不亏钱，宣扬国威最重要。中国现在要求有钱但不要暴富，要稳健积累和可持续性，在商业性基础上带动与各国的整体性合作。这就与西方在殖民时代或后殖民时代有重要区别。西方以自己国家的资本增殖为核心，那些非西方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次要地位，即使在全球化之后仍是社会动荡、基础架构缺失。中国由于文化价值和精神追求与西方不同，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反而带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
从数据看，1960年到2024年各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变化，只有中国增长了十余倍，从1.46%升到16.9%。南亚从2.2%到4.09%，增长近一倍。更多南方国家只是维持甚或缩小。但由于中国的崛起压缩了西方的份额，南方国家相对西方感觉力量增强。目前全球南方如果以OECD为北方参照，已占全球40%以上，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发达国家总和。
3. 全球南方国家主体性的演进与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强调自主性。冷战时期的独立运动只是简单的政治和文化独立，经济上仍处于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从属地位，只是边缘或半边缘国家。但随着中国崛起，南方国家对自主有了新的意识，经济层面的独立意识就成为了重要维度。近几年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体现。印尼、非洲各国都要求资源为国家创造更大价值，不满足于只供初级原材料。面对大国在当地的资源开采，他们开始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不是简单坐地起价，而是要求就业、税收和技术转让。
这种经济自主意识带动了新型工业化，进而支撑了政治上的积极不结盟、对冲策略和竹子外交。关键点在于围绕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像冷战或殖民时期因经济必须挂靠大国而被迫选边站，现在他们可以坚持独立发展。这种行为的背后是文化历史传统的作用：他们意识到不能跟着西方的路走，也不愿跟着中国走，要寻找自己的特色和自主路径，这个自主背后有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明复兴考虑。如阿布扎比哈里发有钱后修建大清真寺，要打造麦加麦地那以外的第三圣城，形成阿联酋的精神核心。
阿布扎比大清真寺（图源：携程旅行）
正是由于经济崛起支撑了南方国家的自主性，使之更具持续性。不像冷战时期非洲独立和亚洲独立那样，因经济不可持续和依附性而很快沦为西方资本家的后花园，现在的自主性打破了单维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原来全球化时期讲“世界是平的”，虽承认有其他文化的存在，但只是围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属点缀品，是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架构构成的金字塔。现在则是多元市场价值：即使是中小国家，也不认为自己是低于他国的依附者，而是希望利用大国来为自己服务，或多方平衡。有时候能成功，有时玩过火，但这是他们追求的方向。通过地区化或灵活外交形成多元结构，同时由于不以资本增殖为唯一价值标准，价值体系也走向多元化。
4. 建构多元主体的国际体系
在这种多元主体的国际体系里，核心的变化在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像以前在一个体系内只需控制经济因素或军事实力就能被大国控制。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他们都有多种可能性，有自己的自主思考和目标，以本国发展为目标来利用外部因素，不再迎合外部规则。传统的世界体系要求他们服从外部规则，本国目标反而是次要的。现在每个南方国家都形成了越来越强的自身整体性思考。
西方现代国际体系围绕资本和力量法则构建，国家主体性被削弱，只接受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则。非西方的现代化则在接受资本和力量等外在规则的同时，有复兴文化传统的群体目标。中国最明显，但印度等国家也在强调复兴自身文明。这种目标多元化带来经济、政治和安全运行法则的改变，这更加需要我们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复兴到底是什么。同时，这也是把握新多元国际体系的关键。
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调研时，我发现中国企业也往往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一个典型误解：中国人告诉其他国家要集中力量搞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别国反问，发展是为了什么？中国这句发展是硬道理的潜台词是国家复兴，但外国人并不理解，他们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来思考目标。中国人强调要改变思想，但往往在试图改变别人思想的过程中，自己的思想也开始改变，逐渐去理解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才能形成协同发展。
在经济上，全球产业价值链正走向多元化。不再像全球化时期的微笑曲线和反微笑曲线——最高端都在发达国家，逐级往下分配。现在西方国家也搞大循环小循环，中国强调两个循环，拉美和东南亚也要形成相对独立自主的体系。每个地区都有现代化市场经济机制，都接受资本规律，这是相通的，但侧重点不同。全球循环仍以效率为主，如德国企业在太仓投资；但很多国内或地区内循环更侧重安全、政治和文化因素。价值链互相重叠，不再由经济单维度决定。
伊斯兰金融是一个鲜明案例。伊斯兰教义禁止收取利息，认为利息是不劳而获。这一禁令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现代之前也存在，但后来银行收取利息变成天经地义的事。伊斯兰更坚持传统，近些年兴起了伊斯兰金融：银行不是借款，而是参股、共担风险，把利息变成一种比较稳定的股权收益。这种做法符合资本市场需要，在过去20年发展很快，伦敦和纳斯达克都开始发行伊斯兰债券。收益比纯利息略低，但更稳定，因为没有不断加杠杆的机制，不会只为追求利润而考虑。这体现了传统智慧在现代加工后获得新生命力的范例。
中国在理解这些主体性方面比美国和西方更有优势。政治外交理念上，和平共处、尊重主权是一贯方针。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也是后发国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分工紧密联系，不像当年的英国、西班牙能对非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压倒性优势。中国即使再发展，也不可能是依靠单个国家形成压倒性优势，即使我们是世界工厂，也需要各国在产业链上的结合。从国际经济结构讲，也需要国际配合。
新型国际体系治理原则的核心包括：力量的相对平衡是多元体系的基础，没有力量变化就不可能打破原来的金字塔。但要让新体系发挥更大作用，关键在于深入理解多元文化。这与以前西方的一元体系不同，西方虽然讲不同地区，但只是在不同地区执行同一规则，是同而不和。多元体系不给出任何处方和规则，强调共同协商制定法则，产生的法则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中国外交现在更多讲倡议而非法则，这是一种和而不同。国际法治将呈现渐进式演变。
伦理标准上，西方强调普遍抽象的个体价值追求，从休谟、康德以来的传统仍是现代化的基础，不能完全改变，否则就回到传统社会。但多元化以后，会引入更多整体多元的文明价值考量。未来几十甚至上百年，我们将更多地在西方式个体价值标准之上，融入各国不同的整体多元价值考虑，实现多元伦理价值的平等互建，而非西方体系中的一元规则下其他只是点缀品。这是整个世界体系在目标和标准上的深刻调整。
Club Brief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lobal value-chain divisions have long shaped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Howev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are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In the Insights from Insiders lecture series hosted by the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Professor Tang Xiaoyang, Senior Fellow with Beijing Club,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delivered a keynote lecture titled “World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gency of the Global South.” He examined how capital,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al factors are reshaping the global landscap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merely passive participants within the existing system. Instead, they are developing new forms of agency through economic autonomy, cultural revival, and the exploration of diverse paths toward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system is moving beyond a model dominated by a singl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oward a new stage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civilizations and diverse development pathway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rofessor Tang Xiaoyang’s keynote remarks and is published exclusively by the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with the author’s author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