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不易患阿尔茨海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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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周舒义、平生

出租车司机阿尔茨海默病死亡风险更低，关键可能是“不停认路”

每天在城市里穿行、记住道路、判断下一步该往哪走，这种看似普通的工作，可能与大脑健康存在意想不到的联系。

一项针对美国近900万份死亡记录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在443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死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最低。研究人员分析了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死亡证明，并校正年龄、性别、种族、族裔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发现，大约每100名出租车或救护车司机中有1人的死因涉及阿尔茨海默病，而总体人群的这一比例为1/60。

而且，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在所有“驾驶”职业中。

公交车司机、飞行员等依赖固定或预先规划路线的职业，并未表现出相似优势。因此研究者认为，关键可能不是“开车”本身，而是工作过程中持续进行的实时导航：司机需要不断确定自己身处何处、记住目的地，并随着交通和道路情况变化实时修改脑海中的路线。

这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与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的脑区——海马。

海马参与记忆，是人类建立和使用“认知地图”的核心脑区之一；与此同时，它也是阿尔茨海默病较早受累的脑区。空间定向和导航能力下降甚至可能早于明显的记忆障碍出现。

事实上，出租车司机的大脑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引起神经科学家的兴趣。

2000年，一项经典研究扫描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要获得伦敦传统出租车驾驶资格，司机必须完成著名的“The Knowledge”训练，在大约3至4年里熟悉查令十字街周围6英里范围内超过2.5万条街道。研究发现，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后部海马灰质体积较大，而且从业时间越长，这一区域的体积越大。这种变化是通过实践积累的，而非遗传。虽然擅长导航的人可能更容易选择这类工作，但这份工作本身确实会对大脑产生影响。

于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解释出现了：长期、高强度地使用空间导航能力，可能会持续锻炼海马，这或许能够增加大脑面对病理变化时的“余量”。

类似线索也来自我们居住的环境。

2023年的一项研究利用超过2.25万人的数据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发现仅凭居住环境的空间复杂程度，就能以84%的准确率预测哪些地区（按邮编区分）拥有更高的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生活在路网密集、交叉路口更多、地标丰富，而且路线四通八达的环境中的居民，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更低。后续研究还发现，环境空间高复杂度与大脑中参与空间导航区域的体积更大有关。

一种可能性是，当人们不断寻找路线、辨认地标、建立空间模型时，大脑就在反复调用认知地图系统，从而维持相关神经回路的活跃。

持续的空间推理训练能否保护大脑，并不只关系到出租车司机。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指向了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的另一个概念——“认知储备”（即使大脑受到疾病影响，仍能维持正常功能的能力）。

不同的人即使具有相近程度的大脑病理变化，认知功能受损程度也可能大不相同。过去的研究已经多次发现，从事认知要求较高、较复杂的职业，与认知衰退推迟以及更低的痴呆风险相关，即使把教育程度等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关系仍然存在。

如果未来研究能够证实，不依赖导航软件寻找一条陌生的路，在复杂街区中记住地标，或者学习阅读地图和处理空间信息，确实可以加强海马及相关神经回路，那么“锻炼大脑”或许不只是做数独、背单词和下棋。

相关来源：https://theconversation.com/taxi-drivers-rarely-die-of-alzheimers-how-complex-mental-maps-and-spatial-reasoning-protect-your-brain-286650

87美元就能买论文一作，2000篇后来真的发表了

一篇关于“利用网络技术管理土壤肥力”的会议论文，还没发表，“作者位”就已经摆上了Facebook货架：花64美元，可以成为第五作者；87美元，就能直接当第一作者。

同一则广告还兜售交通管理、工业自动化等不同主题论文的署名位置，并声称这些论文将发表在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举办的会议上。类似广告并非孤例——研究人员发现了数百则这样的公开招揽。

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后来真的发表了。

柏林自由大学社会科学家Anna Abalkina等人近日在预印本平台arXiv发布预印本。他们搜集了2021年至2025年间网络广告中出现的4407个不重复论文标题，再与IEEE会议论文进行比对。结果发现，其中2062篇（接近半数）能与后来实际发表的论文对应上。

IEEE每年发表约30万篇会议论文，因此2062篇在总体上只占很小一部分。但问题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在那些发表了25篇以上“广告关联论文”的IEEE会议中，这类论文占会议全部论文的比例超过10%；其中有3个会议甚至超过20%。换句话说，在个别会议上，每5篇论文中可能就有1篇曾经出现在兜售作者署名的广告里。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研究并不能证明这些论文的作者真的付钱购买了署名。研究人员找到的是“广告中的论文”与“后来实际发表的论文”之间的匹配，而不是付款记录。不过，这仍为长期存在于学术出版界的“论文工厂”问题提供了少见的量化证据。

所谓论文工厂，是指批量制造、出售论文，或者直接出售论文作者署名的灰色产业。过去，研究诚信调查者早已在网上见过这种广告，但一个关键问题始终很难回答：这些广告究竟有没有人买？被兜售的论文最终又有多少真正通过审稿进入正式出版物？

这项研究第一次让这个市场的“成交率”有了一个大致轮廓。

研究团队在200多个社交媒体账号、群组和频道等渠道上找到了相关广告，其中一些账号似乎专门出售IEEE论文作者位。Abalkina形容这一发现令人震惊：人们往往把论文工厂想象成隐藏在地下的黑市，但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公开的市场”。而且研究人员很可能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因为很多广告发布几周或几个月后便会被删除。

这些论文也表现出了一些过去研究中常见的论文工厂痕迹，例如抄袭或内容空洞的文字、为了躲避查重软件而制造出的古怪替换表达，以及来自多个不同机构的大量共同作者。研究人员还发现，在所有被识别出有问题的论文中，正好有6名作者的比例高达 82.0%。Abalkina提出一种可能解释：IEEE网页顶部通常只显示前6名作者，完整的名单被放到了页面下方。这一限制导致买家购买第7作者及更靠后位置的意愿大幅下降。

研究人员指出，IEEE之所以成为研究重点，是因为其撤稿规模惊人：在Retraction Watch撤稿数据库中，IEEE的总撤稿量高居第二；而在Scopus过去二十多年（2001-2024年）的撤稿记录中，更是有三分之一（34%）来自IEEE。

在此次识别出的2062篇与广告有关联的论文中，目前IEEE已经撤回66篇。IEEE出版伦理与行为主管Luigi Longobardi表示，学会正在处理这些问题。2025年，IEEE共撤回约1700篇会议论文；2026年至今又已撤回约1200篇，但其中究竟有多少与论文工厂有关，目前没有统计数据。

研究人员认为，会议论文的审稿机制可能尤其容易受到攻击。部分IEEE会议由当地机构或受委托团体具体组织，IEEE有权审核这些承办方的同行评议过程，但通常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介入。IEEE目前正考虑扩大研究诚信检测软件在会议投稿中的使用，同时加强对会议承办机构的审查。

这项研究暴露出的更大问题是，论文工厂并不一定需要伪造整篇论文，再偷偷塞进学术出版体系。它还可以把一篇准备投稿、甚至已经进入发表流程的论文拆成若干个“作者席位”，然后明码标价。

相关论文：https://doi.org/10.48550/arXiv.2604.22458

给大脑“疏通下水道”，能逆转阿尔茨海默病？一场争议手术正在全球试验

一段前后反差巨大的患者视频，让一种原本默默无闻的手术迅速成为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关注的焦点。

视频中的老人已经80多岁。最初，他瘫坐在病床上，面容憔悴，几乎无法正常交流。手术3天后，他开始能够认出自己的儿子；6个月后，他可以坐着与人交谈；8个月后，他甚至能快步走过医院走廊，凭记忆唱出一首老歌。

2020年9月，这名84岁老人接受了一种此前从未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的手术——颈深淋巴管—静脉吻合术（deep cervical lymphatic-venous anastomosis，dcLVA）。手术的思路听起来就像给大脑的“排水系统”另接一根管道：医生把颈部细小的淋巴管与附近静脉连接起来，希望让来自脑部的液体和代谢废物更容易进入血液循环。

如今，这种手术已经从中国走向美国、韩国、新加坡、欧洲等地的临床试验。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它真的能改变阿尔茨海默病的进程吗？

最早公开报道将dcLVA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是杭州求是医院的显微外科医生谢庆平。按照《自然》报道梳理出的经历，他最初并不是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医生。

2019年，谢庆平在为一名长期耳鸣的患者手术时，注意到其颈部深处的淋巴结构存在异常。为了绕过问题区域，他把淋巴管接入附近静脉。这类淋巴管-静脉吻合技术本身并不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被用于治疗癌症治疗后出现的淋巴水肿。

出乎意料的是，这名患者后来不仅表示耳鸣有所改善，还觉得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加敏锐。

谢庆平随后注意到，当时迅速发展的脑淋巴研究似乎提供了一种解释。

2015年，研究人员在小鼠脑膜中发现了一套功能性淋巴管网络，改变了过去“脑内没有传统淋巴系统”的认识。2018年，小鼠实验进一步发现，破坏脑膜淋巴管，会削弱有毒的β-淀粉样蛋白清除，并加速认知下降。更早的研究还发现，小鼠大脑中存在一套沿血管分布的液体交换通路，可以帮助带走脑组织中的代谢废物。

于是，一个直观的设想出现了：如果大脑产生的废物最终需要经过颈部淋巴系统排出，那么在“下游”增加一条通向静脉的捷径，会不会反过来提高整个系统的排污能力？

2020年的那名84岁患者，成为了第一次人体尝试。

Graphic: Richard Tibbits/Nature

谢庆平最初于2022年在中文期刊上报告了这种方法，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转折出现在第二年。美国克利夫兰诊所淋巴显微外科医生Wei Chen开始在国际外科会议上播放首名患者的恢复视频。“很多人都惊掉了下巴。”他告诉《自然》。

随后，这项手术迅速扩散。

《自然》报道称，在监管介入之前，中国已有数百家医院开展这种实验性治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种患者“术前—术后”对比视频和宣传材料大量传播，数千名患者寻求手术，一些人为此支付超过20万元。

问题在于，手术远远跑在了证据前面。

目前已经发表十余项相关报告，总计涉及数百名患者。这些研究总体提示，接受手术后，一些患者脑脊液中的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水平下降，记忆、注意力以及日常功能评分也可能有所改善。

今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纳入100多名重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已发表队列。几个月随访后，患者的认知和功能评分平均出现一定程度改善，脑脊液中的β-淀粉样蛋白和tau水平蛋白也有所下降。部分磁共振成像（MRI）和超声研究还观察到脑网络连接以及颈部血流的变化。

但这些结果离“证明有效”仍然很远。

迄今多数研究规模很小，来自单一中心，而且没有对照组。即使在较大的队列中，平均改善幅度通常也只是有限的。与此同时，照护者访谈显示，患者的实际改善往往轻微而且并不一致，还可能受到家属期待和情绪投入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效果究竟能维持多久仍然未知。一些临床医生听说，绝大多数患者在术后一年内又出现明显退步。

真正让不少神经科学家困惑的，并不是“改善脑淋巴引流”这个思路本身，而是患者改善的速度。

如果这项手术真的通过清除β-淀粉样蛋白、tau蛋白等病理物质来改变阿尔茨海默病，那么为什么有些患者在几天甚至更短时间内就表现出明显变化？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Jeff Iliff直言，这种时间尺度很难解释。

一种可能是，手术并没有迅速逆转阿尔茨海默病本身，而只是改善脑部液体引流、减轻压力，从而暂时缓解神经组织受到的影响。另一种可能是，它快速清除了炎症分子、代谢毒物或者可溶性的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使突触功能有所恢复，而典型的淀粉样斑块和神经原纤维缠结实际上仍然存在。

甚至连正在研究这种手术的医生也承认，目前“没人真正知道为什么它会起作用”。

首名患者本身也给那个最著名的“奇迹视频”留下了一个重要疑问。他除了痴呆之外，还有脑出血史。一些医生怀疑，手术后的快速改善可能来自脑内残余压力得到缓解，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病程真的发生了逆转。

面对dcLVA快速扩散，中国监管部门已经踩下刹车。

2025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文，禁止将“颈深淋巴管/结—静脉吻合术”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治疗，并要求已经开展治疗的机构停止应用。通知同时提出，在具备充分相关临床前研究证据后，有条件的机构才可在伦理委员会充分论证的前提下，规范开展临床研究。

接下来真正决定它命运的，将是更严格的临床试验。

目前，中国已有一项14个中心、192人的研究，将dcLVA与标准治疗进行比较；沈阳正在开展的研究甚至设置了假手术组，以排除安慰剂效应和患者、家属预期造成的偏差。规模最大的一项随机研究计划纳入376人，还将同时分析遗传风险、脑液体动力学以及生物标志物，希望弄清究竟哪些患者最可能从手术中获益。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进行一项15人的研究，更大的欧洲多中心试验也计划启动。亚洲其他地区，包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也已经开展相关研究。

这使dcLVA处在一种颇为罕见的位置：它既不是一种已经被证伪的“神奇疗法”，也远远算不上得到证实的新治疗。

脑膜淋巴系统的发现，的确为“改善大脑废物清除可能影响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了真实的生物学基础；但从这个基础机制，到“在脖子上接通几根淋巴管就能逆转阿尔茨海默病”，中间还有巨大的证据鸿沟。

现在，最醒目的证据仍然是一段令人难以忘记的视频。

而医学最终需要回答的，恰恰是视频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些令人震惊的恢复究竟是不是手术造成的？改善能维持多久？哪些患者真正获益？以及，它改变的究竟是阿尔茨海默病本身，还是只是暂时改善了某些症状？

在这些问题由随机对照试验回答之前，“给大脑疏通下水道”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但尚未得到证明的假说。

相关来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2448-x

当雄性追求者众多时，雌性树蛙也“选择困难”

就像约会软件上犹豫不决的单身人士一样，当可选择的选项过多时，雌性树蛙也有“选择困难”。根据8月12日发表在iScience上的一项新研究，当科普氏灰树蛙（以下简称灰树蛙）雌性在繁殖季节聚集在池塘周围，聆听大群雄性在嘈杂的“合唱”时，它们很难选出最心仪的雄性。研究人员将这一现象称为“选择过载”，它可能影响物种随时间的演化。

“很多动物会同时面对大量不同选项，并需要进行比较。”文章第一作者、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Claire Hemingway说。

灰树蛙分布于美国大部分地区，从弗吉尼亚州向西到得克萨斯州，向北进入加拿大。它们体长约2英寸，皮肤布满疙瘩，呈灰色或绿色，类似树皮。繁殖季节，雄性通过鼓起喉咙发出一系列高频振动来求偶。

“你可能会在夜晚看到它们爬到你的窗边，捕食飞向灯光的昆虫。”主要作者、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Jessie Tanner说。

为了研究雌性树蛙如何选择最佳配偶，研究人员搭建了一个适合两栖动物的“约会竞技场”：在一个隔音、温控的房间内设置一个2米宽的围栏。研究团队将雌蛙一只只放在围栏中央，然后“演奏会”开始——围绕围栏的多个扬声器播放真实雄蛙的叫声录音。雌蛙可以通过跳向某个扬声器来表达偏好。由于此前研究表明雌树蛙倾向于选择叫声更长的雄性，团队主要播放较长的“目标”叫声，以及一个或多个较短的“干扰”叫声。

研究人员观察到，雄性叫声越多，雌性越容易困惑。当雌性只有两个选项（例如一个“目标”和一个“干扰”）时，它们跳向“目标”叫声的比例为77%。当雌性需要从8只不同雄性的叫声中做选择时，选择“目标”叫声的比例仅为25%。在某些情况下，雌性因应接不暇而根本没有做出任何选择。

雌性是否只是难以听清单个雄性的叫声——类似于在拥挤餐厅中交谈的情况？研究人员认为并非如此。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们进行了相同的实验，但增加了背景噪音——从头顶扬声器播放多个雄性叫声重叠的声音。嘈杂环境对雌性择偶的影响不大，这表明它们实际上面临的是选项数量的困扰。

研究人员表示，选择过载可能深刻影响动物的遗传组成。例如，演化理论认为，如果雌性强烈偏好叫声更长的雄性，那么短叫声的雄性应随时间的推进而从种群中消失。但这种情况至今尚未发生。

新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选择过载可能通过制造足够的混乱，使雌性有时会选择理论上次优的配偶，从而将短叫声的雄性保留在基因库中。

“雌性做出的决定在生物学上非常重要，通过选择叫声动听的雄性，雌性可以为后代获得遗传优势。但也许它们并非总能有效地行使这种选择权。”Tanner说。

相关论文：http://dx.doi.org/10.1016/j.isci.2026.117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