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三伏
来源| 最人物
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通报中，经常会看到一个名词：专门学校。
3月份，云南大理，“多人殴打女学生”的视频引起关注，参与霸凌的4名初中学生被送至专门学校进行教育。6月份，广东揭阳，“孩童虐狗事件”中4名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也是送至专门学校接受矫治。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专门学校似乎建立在普通学校的阴影处，收治被普通学校“驱逐”的学生。流传出的片面介绍里，这里高墙林立，学生们严格根据作息安排，一言一行都被教官看在眼中。
但现实是，并非所有专门学校都是如此模样。
我们找到了曾在广中学校任职的谢岚，试图通过她的视角来填补这部分认知上的空白。广中学校是一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公立专门学校，只招收初中阶段，有明显行为偏差，不适合在普通学校就读的男生，如学习困难、逃学厌学、沉迷网络、打架斗殴。这些孩子曾有着统一的标签：问题少年。
近10年的时间里，谢岚以外聘教师的身份加入了这群少年的生活。过程中，她看到许多“灰暗的脸”，有人将拳头对准同学与老师，有人把自我紧紧封闭、用脏话武装自己。
但谈话过程中，谢岚也多次提到“改变”——改变的不仅是学生们的人生轨迹，改变的也是所有触碰过乃至旁观过他们的眼光。
对话的几个小时里，我们越发觉得，广中是一份十足珍贵的样本，从这里走出的学生，大部分都摆脱了脱序的状态，回到了原本的轨道。当这些被定义为“问题学生”的少年大多都找回了向上的状态，我们也不禁好奇，广中究竟做对了什么？
相比于一味谴责少年的恶，理清他们因何竖起尖刺，怎样将他们从浓稠恶意中拉出，是更值得思考的难题。这也不仅仅是“问题少年”的单独命题，而是所有同龄孩子的统一问卷。
以下根据谢岚老师的讲述，以及她围绕广中生活所著的《我不是差生》整理而成。
2020年春，我请九年级的学生们写了两篇作文，用的是当时虹口区模拟考的题目，其中一篇题目为《行走》。
《行走》是当堂写的，可能因为这个班的语文老师经常带着他们写随笔，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抵触，只有一名同学没写，始终趴在课桌上睡觉。他就是涛仔。课后，我试探性地问涛仔能不能周末补上，他也没说什么，囫囵点头答应了。
我没想到，涛仔真的写完了这篇作文。
广中是寄宿制学校，学生周五离校，周一返校，在校期间不允许使用手机，所以大多数学生的周末都是在报复性玩手机中度过。但涛仔从周日凌晨写到了3点多，写了1000多字，写得十分认真。
他在那篇文章里第一次整理了自己在广中的四年。
六年级时，因为夜不归宿、上课睡觉等行为，涛仔被送来广中。我还记得那时的他，瘦瘦小小，脸上黑蒙蒙的，脾气很差，动不动就会爆发，爆发后又会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颓废状态。
来广中第一年，他迟迟无法与同学们和谐共处。那时广中还没有六年级，他只能插班到七年级。“他们（指七年级同学）比我大一岁，我的体格和学识都差他们一截，会被他们‘嘲讽’，我经常和他们吵架，吵架吵不过，就打架。”他在作文里写。
班主任徐凯老师也告诉我，刚进入广中的同学，往往是最难相处的。
摄影 李锦鹏
与所有的专门学校相同，广中学校的前身也是工读学校。
1978年，工读学校复办，专门收治有严重违法行为又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犯罪行为严重的青少年则会被送往少管所）。
那时，学生们都被称为“警送生”，通常是因敲诈勒索、打架斗殴、团伙抢劫等行为被送进学校，他们并不是少年犯，但看守与管教是这类学校的关键词。
到了90年代，治安逐渐好转，“警送生”逐步减少，学生们进入到了第二阶段，逃学，沉迷网吧，霸凌低年级学生，受电影《古惑仔》影响，拉帮结派的也比较多。
2012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工读学校转型为专门学校。此时，互联网的兴起也让暴力更加隐蔽。最近这十年，偷窃、聚众打架的行为明显少了，转而出现的是学生们都沉浸在网络世界里，不愿意与人在现实中交流。
专门学校生源的变化，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息息相关。现如今，大部分广中学生，都是因为厌学来到这里。但厌学只是笼统的表象，每个学生抵触的表现都大不相同。
摄影 小朱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人生的转折通常发生在小学三四年级。学科知识开始进阶，有些孩子对知识失去了掌控力，生活也随之失控。
小乐是涛仔的同班同学。小学一二年级时，他成绩不错，在学校里游刃有余，三年级时，他的成绩开始起伏，家长紧锣密鼓地给他安排了各种补习班，只有上完课、写完题才可以休息。很快他绝望地发现，自己仿佛陷进了试题勾织的怪圈，教辅书一摞接着一摞，根本写不完。
于是小乐将人生托付给了游戏，因为游戏能带给他短暂的成就感。从六年级开始，他每天回家就找手机，他妈妈将手机藏起来，他就用螺丝刀撬柜子，和妈妈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直到，他来到广中。
另一位同学高山，则陷进了另一种怪圈。
他在初二那年转进广中，在原校读书时，他不迟到早退，不逃学，不欺负同学，唯独一点，就是写作业很慢。来广中前，他经常写作业写到12点，困了睡一会儿，再起来写。即便如此，作业依旧写不完，他只好早上四五点钟就到教室，继续写。
就这样，高山被学习系统总结为“学习能力差”“学习效率低”，最终来到了广中。
高山拍摄的校园生活
在很多学校里，成绩将少年们打磨成近乎相同的模样，分数总结了他们全部的成长叙事。
当孩子成绩下滑，他们往往又会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大人疏忽不管，逐渐在同学中掉队，另一种是大人费心管教，却发现结果和想象得有偏差，这时大人们就会简单地认为，孩子智力有问题，或是态度有问题。
当指责落在孩子身上，学习就变成痛苦的来由。在本能的驱使下，他们自然会绕开痛苦，选择让自己更快乐、更有掌控欲的事情——比如沉迷游戏，或是在学校里拉帮结派，欺负低年级的学生。
但挖开痛苦的表层，我触碰的其实是不安。
摄影 小朱
2016年，在我的引荐下，广中开设了戏剧教育课，邀请全体同学一起参与到话剧编排中。
最初同学们对这节课并不感兴趣，直到第二节课，编剧老师拿来一张“寻人启事”，说一名14岁的少年郑克寒离家出走了，他父亲正在找他，同学们这才慢慢聚拢到老师身边。
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逐渐丰富着故事的细节，我当时做的，就是将同学们表达的东西都整理好，适时放在话剧中。
话剧里有一幕，是郑克寒站在舞台中间，一群人围在他周围，边绕圈走，边用手指指着他：
体育课别上了，留下来写作业！
我们不想和差生一起玩。
你看看你的分数，我去参加家长会，都抬不起头。
就你这样，能有什么出息？
……
声音越来越多，重叠成青春期的噪音，少年逐渐低下高昂的头，最终蜷缩在地上，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一位看过这部戏的观众留下一句话：“我们总习惯用标签来分类，这群孩子可能是被贴了最多标签的群体。他们把身上的标签化成了硬硬的躯壳……”
这也让我想起一个画面。2017年底，《郑克寒的青春期》参加了上海中学生戏剧节，获得了优秀团体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回学校的大巴车上，老师给当时饰演郑克寒的同学看了演出录像，没过一会儿，老师看到这个孩子用手捂着眼睛，眼泪从指缝里流了出来。
广中学子演出《郑克寒的青春期》
图源公众号「广中的日子」
对抗背后其实是情绪。
一位学生Tom在作文里写了他在原校的经历。小学三年级时，他们班换了个新英语老师，这位老师每次看到他都会让他努力，让他“把欠的作业补完”。但他基础差，学得慢，甚至不知该如何学。
后来，老师会要求他把作业交上才能去吃午饭，他落下的进度太多，补不完，新布置的作业还源源不断进来，他就一直不能吃饭，渐渐地，学校的活动也去不了。他对作业越发抵触，成绩也越来越差。
我对Tom的印象很深。他是初三才来的广中，带着一副粗黑的眼镜，总是垂着头，脸上几乎没有过笑容。毕业之后，我和Tom也联系过几次，但我对他说的每句话都会被他曲解，被怼回来。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无力与愤怒，想要逃离与他的对话。
当我们的表达不被尊重时，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这不仅仅是广中学生的心理状态，每个人都是如此。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走出情绪。
摄影 周杨
2023年，广中开始推行“非暴力沟通”课程。
非暴力沟通创始人马歇尔认为：人类有一些共有的需要，比如需要安全、亲近、理解和支持。当这些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我们的行为就会异化，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当时有个学生小A，老喜欢摸别人的头。另一个学生小B不愿意，不让他摸，摸不到头的小A，就吐口水抹到对方课桌上。
仅看这件事的表象，大人们很容易就会下判断，谁对谁错，但当时负责非暴力沟通课的朱老师，却选择了和小A聊天，不管小A如何宣泄自己的情绪，她都平静地倾听着。小A慢慢感知到，他只是想通过摸头表达友好，但他被拒绝了，就有些失落，也有些恼怒，至于为什么会吐口水，他也不知道。
摸头的行为，是出于小A对于亲密感的需要，朱老师就送给了小A一个毛绒玩具，自那之后，小A变得平静和放松，还跟小B完成了道歉。
事实上，这些需求也并不仅仅发生在所谓的“差生”身上。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曾分享过一组数据：北大一年级的新生中，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这些学生群体中的天之骄子，却发出了共同的疑惑：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
徐凯文给这样的心理症状取名为“空心病”。空心病的根本成因，就是学生们关于休息、玩耍、友谊、创造力、自我价值等生命需求被作业、考试与排名长时间侵占，久而久之，内心干瘪，无药可医。
摄影 李子龙
很多人会觉得，专门学校就是矫治学校，里面充斥着严格管教与体能训练，实则不然。广中学校的课程和上海其他普通初中一样，也有文化课、扩展课和探究课。不同的是，广中的扩展课和探究课很充足。
当然，不是所有专门学校都是这种风格，我只是以广中为例，我们有生活技能课、戏剧课、打鼓课，还会组织校外机构合作，比如我们曾带着同学们给加拿大驻沪领事馆制作圣诞饼干。
校长乔俊君曾告诉我，“这些青少年为什么会到专门学校来？就是过去那一套教育方式没有效果。如果专门学校仍对这些孩子采用类似的教育方法，让孩子重复原来普通学校的生活，必然是无效的。”
摄影 停云
不得不承认，广中老师的教学难度很大。因为广中的特殊性，这里多数是男老师。他们不仅要承担文化课的教学，还要负责值勤工作，以及对学生适时的心理疏导。我们老师家访时，还曾遇到过学生应激到拿刀子指向老师的情况，也幸好是男老师，从体力上制服了他。
但广中的老师有一个共性，他们都认为来到广中的孩子并不是差生，而是陷入困境得不到关心和支持的孩子。对于这样的孩子，他们要倾注更多的耐心，才能找到与他们共处的姿态。
好比徐凯老师的班级，班规是老师与学生一起讨论制定的。徐老师只给了学生三个原则：不伤害环境、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班规的制定经过了3次讨论，如果需要改动，就必须开大会，全体投票。
班上的龙哥刚来广中时，说自己从来没写过作业，徐老师就让他根据班规抄十遍作业。惊奇的是，龙哥真的抄了几个礼拜，可能也累了，逐渐接受了作业。
我问徐凯老师，为什么班上的同学都会认可这个班规，徐老师说，“因为这些规则是自己制定的，就会尊重它。”
有段时间，小乐遇到了一件难事，没有心思学习，跟徐凯老师说，想去谈心室自学——因为广中是寄宿学校，学生们很难有独处的空间，广中便特意设计了谈心室，里面有桌椅、书架和可以躺着的地台。学生可以自己申请去谈心室，学生之间发生冲突时，老师也会请他们去谈心室冷静一下。
徐老师心里清楚，小乐肯定不是去学习的，但既然孩子提出了需求，把他强行留在教室里，只会让孩子更加难受。他就没说什么，笑了笑同意了。
小乐在谈心室待了很久，每次徐老师去看他，他都在睡觉，直到一个星期后，小乐自己走了出来，说他最后还是没有想通这件事，但是状态调整过来了，可以先听老师上课，上完课再自己接着去想这件事。
小乐告诉我，他对广中最大的感受便是平等。学生的建议会被重视，有时老师还会找学生商量事情。这对青春期的少年们来说，是珍贵的交流空间。
小乐说，“有了交流的空间，就意味着最后的结果会变化，结果不是锁死的。”
摄影 马梓茗
只是，空间不能只存在于校园里。
我在广中这些年，能感觉到广中的家长群体也在变化。近年来，智商高、学历高，通过读大学留在上海工作、买房置业的家长多了，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孩子身上，但我们往往会发现，成功是无法重复的。
我遇到一个孩子，成绩很好，就是夜不归宿，一逃学就是十几天。因为没有生活费，他就在快餐店趴着睡，即便如此，也不回家。
我们后来才了解到，孩子妈妈在家里安了三个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都被盯着，他离家出走，也只是想获得喘息的空间。
摄影 桓崽
但空间也并非越大越好。孩子们需要一定的自由，更需要必要的管教、关爱与保护。
我在广中的孩子们身上，还体会到了一种微妙的心理：他们需要阻止，需要边界。日本临床心理学者河合隼雄在《孩子与恶》中也写过，“真的有这样的孩子，大人坚决地阻止了他的恶劣行为时，他自己也感觉‘总算松了一口子’。”
很多家长疲于生活，没有精力管孩子，孩子们就像云一样到处飘。青少年需要归属感，既然在真正的家里找不到，他们只好到“社会的家”里找。
好比龙哥，来广中前，他长时间和社会上的“大哥”玩在一起，喝酒、打架，在深夜的街头飙车，大哥飙车被撞，昏迷了好几天，龙哥为此十分难过。
来到广中后，规章制度对他有了约束，他反而状态变得更好。他自己在作文里写，“广中限制了我很多自由，可如果不在广中，我可能已经在‘吃牢饭’了”。
摄影 佚名
乔校长曾和我说，来到我们学校的少年，形形色色，但如果去到他们家里或者是原来的学校，就会发现，那里有着共同的打骂、指责、轻视、忽视和冷漠。
但我们的本意也并非是指责家长失职。我只是觉得，家长看向孩子的眼光，是可以改变的。
每个学期末，广中都会组织家长会。我们的家长会也会颁奖，奖项更偏向于学生们的自我成长，比如有孩子刚来广中都不写作业，慢慢开始好好写作业，学期末可能就会给他颁一个最佳进步奖。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些奖项，看到孩子正向的变化，并通过家长会，同步给家长。
看见其实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需要长期的陪伴，才能给彼此看见的机会，也需要平等尊重的姿态，去看见孩子们渐渐长大的自我。
在出席的家长眼中，我能明显感知到，当自家孩子被老师表扬时，他们的眼神里会有种不一样的东西，是一种意外，也有一点温情。
摄影 马梓茗
广中学生都是要参加中考的，其中大部分学生都会进入三校（中专、职高和技校）。
广中老师已经很为他们高兴了。以2022年毕业生为例，我们有两位学生达到了区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最低分数是373分，而这位同学刚进广中时，连乘法口诀都不会，他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我们同样为他感到骄傲。
考进三校，起码意味着他们不再在边缘游荡，也有了基本的文凭。也有极少数同学会在升学后又退学，但就我了解，这些年来，继续读大专、专升本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摄影 成岳心
我们的学生毕业后经常会回校看望老师，也没有很庄重，有时就是放学后过来待一会儿。
他们也经常会和老师吐槽，说职高太水了，各种捣浆糊，班里二十几个人，只有坐在前两排的人是会学习的，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在睡觉。
有人问我，经历了广中如此丰富生动的校园生活后，再进入稍显枯燥的三校，学生们是否会有较大的心理落差。这时我就会想起作文里的这些学生。
小乐如愿考上了一所还不错的职业高中，读了他想读的物联网专业。游戏不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开始试着玩些别的：编程，做音乐，视频剪辑。
高山选择了美术艺考。我们家摆放着一本2021年的台历，上面的图案是同学们在生活技能课上学到的中西点心菜谱，这是高山班级的毕业作品，其中照片和文字的主力编辑，就是高山。
另一位同学停云，也是他们的班长，读了职高后，在学校里也很活跃，做了学生会干部。他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以前信奉用拳头解决问题，经常打架，直到在广中，他看到了拳头的另一种姿势，是五根手指的合作。
我还收到了Tom的留言，那个浑身竖满尖刺的孩子主动对我说：“之前我凶你，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我们保持着零星的联系，我知道他考上了中专、大专，目前还在准备考证。
摄影 高山
我们前不久重聚了一次，这些孩子都已经毕业了，又迎来新的挑战，共同进入了工作难找、薪水低的经济周期。已经工作的同学，也发现职场并没有想象中轻松。
他们将这些心事告诉老师，但老师们也没经历过外面的职场，给不了针对性的建议，能给到的只有陪伴，并引导他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只能是学生自己。
他们往后的人生还很漫长，广中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增加了他们性格中关于善的部分。善并不是软弱，善是一种力量，通向的是自信、勇敢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许，还会引起更多的蝴蝶效应。
就像我曾经问小乐，如果有一样东西，能够唤起他学习的动力，会是什么？
小乐想了很久告诉我，是旁人的目光。在他放弃自己的时候，他感觉周围人的目光都是恶意的。
“一开始我会难受，到后来就破罐子破摔了。如果说众多恶意的目光里面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有一个，就会不一样。”他对我说。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来源于受访者，均由广中同学拍摄；头图摄影为胡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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