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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中旬,诺基亚一纸内部邮件,杭州研发中心关闭,1600个岗位即将消失。

  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据点也传出调整消息。

  短短几年间,诺基亚大中华区员工从2020年的1.37万人锐减至如今的7200人,营收近乎腰斩。

  官方坦言,中国业务持续下滑,调整运营布局是为了贴合全球模式。背后原因既有5G时代未能拿下核心订单的失利,也有地缘安全因素导致被移出国内通信建设体系。

  老对手爱立信同样遭遇困境。有意思的是,诺基亚全球研发投入并未缩减,只是不再为中国市场重金投入。

  这场撤退,并不只是企业降本增效的选择,其中也有全球5G格局的重构下的选择——失去了世界最大5G市场,欧洲通信巨头的未来竞争力正面临严峻考验。

  只是,诺基亚为什么在财务上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却在战略上可能犯下昂贵的错误?

  一个曾经深耕中国市场数十年的企业,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收缩研发?

  保留销售、砍掉研发的中间路线,到底会把诺基亚带向哪里?

  账算得过来,路却越走越窄

  诺基亚中国区收入从2018年的接近22亿欧元,跌到2025年的9.13亿欧元,员工规模也从2020年的13700人,降到2025年的7200人。

  简单换算一下,2018年中国区人均营收约为16万欧元,2025年约为12.7万欧元。

  而诺基亚全球人均营收长期在25万欧元上下。

  中国区的人均产出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再看看重组的成本,诺基亚把年度重组费用从2.5亿欧元上调到8亿欧元,其中3.5亿欧元专项用于中国业务收尾,目标是每年节省2亿欧元运营成本。如果只看中国区专项费用,静态回收期不到两年,对CFO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算术题,关掉一个收入下滑、人均产出偏低、未来订单不确定的研发中心,用不到两年的成本换来长期费用下降,届时股东会鼓掌,投行会调高目标价。

  但通信设备行业的账,不能这么算。

  研发中心从来不是利润中心,而是一笔长期投资。

  它不直接产生当期收入,却在持续积累技术能力、标准话语权和客户关系,把研发中心当作利润中心来裁撤,短期财务上非常合理,长期却可能变成一场昂贵的“省钱”。

  一个关键事实是,诺基亚2025年研发支出仍然高达49亿欧元,说明它并不是没钱研发,它是在有选择地收缩研发阵地。问题在于,当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不再为你的研发买单时,每一欧元研发支出的边际产出都会恶化。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负反馈的循环,比如失去中国市场规模,全球出货量下降,单位研发成本上升,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然后在其他市场进一步丢失份额,最终导致研发投入的回报率持续走低。

  我把它叫作“诺基亚负反馈”。

  所以,财务账算得过来,战略账越算越亏。

  对那1600名杭州工程师来说,他们的价值同样不能只看工资成本,这些人理解中国频谱政策、熟悉运营商测试流程、掌握本地网络优化经验,这种“在地知识”一旦流失,很难通过其他地方重新获得。

  把他们从成本表上划掉很容易,但要把他们多年积累的行业理解力重新买回来,几乎没有可能。

  一份过期的“中国期权”

  因此,要理解诺基亚的撤退诱因,就需要明白一点——什么是实物期权。

  实物期权说的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做的投资,相当于购买了一份未来选择权。1990年代到2010年代,诺基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建立合资公司、参与中国通信标准制定,本质上是在买入一份“中国增长期权”。

  它押注的是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通信市场,只要提前卡位,就能在未来获得订单、标准和人才红利。

  前二十年,这份期权确实值钱。

  中国2G、3G、4G时代,诺基亚和爱立信都拿到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但进入5G时代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外资设备商逐渐被移出中国通信建设的核心采购体系。

  诺基亚的产品并没有突然变差,但它在中国市场的“制度身份”变了,它从合作伙伴,变成了潜在风险。当一项资产的收益不再主要取决于市场竞争,而取决于政治博弈时,它就从商业资产变成了地缘风险资产。

  期权的价值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政策环境明确不利于你,等待的价值就消失了,行权成本却在上升。诺基亚管理层在2025年已经公开承认,受地缘安全因素影响,公司被逐步移出国内通信建设体系,丢失了大量核心订单。这意味着那份“中国增长期权”的时间价值几乎归零。所以关闭杭州研发中心,本质上是一次止损行权。

  诺基亚发言人的表述非常克制,他说:“我们一直在采取措施,使中国的运营方式与诺基亚全球运营模式保持一致。”

  其意思即中国不再是一个必须深耕的研发基地,而是一个可以收缩的可选市场。

  但这个选择对欧洲设备商来说,代价极高。

  诺基亚和爱立信的母国市场都很小,无法单独支撑动辄数十亿欧元的研发投入。

  它们过去依赖全球化分工,依赖中国市场的规模来摊薄成本,如今中国市场对它们关上大门,它们只能依赖北美和部分欧洲市场,规模优势被大幅削弱。

  诺基亚和爱立信在中国的撤退,不是欧洲企业的胜利,而是欧洲数字主权的又一次受损。

  对中国而言,短期看确实是利好的,本土设备商份额进一步巩固,产业链自主可控增强,安全顾虑减少。但长期看则不如是,至少有一点,如果全球标准一旦分裂成两个体系,那中国设备商出海也会更困难,全球5G/6G创新速度可能下降,研发成本上升,而且外资研发中心撤离还会减少知识溢出和人才流动,长期可能削弱中国通信生态的多样性。

  留销售砍研发的自我消耗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实际上诺基亚并没有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它很可能保留部分销售、技术支持、交付团队,只关闭研发中心。

  这种“轻资产保留”看上去灵活,却也显得非常危险。

  通信设备销售高度依赖本地研发支持,运营商要做网络规划、频段适配、参数优化,都需要设备商有本地研发团队快速响应,没有本地研发,就很难拿到定制化订单。

  于是会出现一个自我实现的退出循环:没有研发,拿不到订单;收入继续下滑,进一步撤资。

  这是“半退出”的状态,诺基亚保留了中国市场的下行风险,却放弃了上行期权。如果未来中国6G标准成为全球主导,或者地缘政治缓和,诺基亚再想回来,重建研发团队的时间成本、信任成本和市场窗口成本都会极高,到那时,就不是重新租一个办公室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诺基亚这次撤退,表面上很理性,战略上却非常拧巴。

  它既没有彻底离开的勇气,也没有继续深耕的决心。

  这种中间状态恰恰暴露了跨国公司在政治压力下的真实困境,无法完全按市场逻辑行事,又不愿承担完全脱钩的代价。

  要知道,现在全球通信设备行业正在经历着深层分裂,三十多年来,行业逻辑非常清晰,全球研发、全球采购、全球销售,用最大规模摊薄成本,用统一标准降低交易成本,效率优先。

  但现在,地缘政治把这个逻辑打断了。

  中国市场越来越倾向华为、中兴等本土设备商;欧美市场则对华为、中兴设置各种限制。

  全球通信设备市场正在变成两个区域化阵营,诺基亚和爱立信被夹在中间,最难受的其实是它们。

  在较长的时间里,跨国公司都是自主选择在哪里建研发中心,主要看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供应链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如今,地缘政治风险、技术主权、产业安全正在重新定价每一块基站芯片、每一行通信代码,当欧洲巨头连中国高性价比的工程师红利都愿意放弃,是不是也说明了,全球通信设备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因此,如果按这样的趋势发展,那未来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全球冠军”,而是“区域冠军”在各自安全边界内竞争。

  中国会有自己的华为、中兴,西方会有自己的诺基亚、爱立信。

  全球5G/6G的竞争,就会变成国家创新体系与产业安全逻辑的竞争。

  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警示。

  自主可控可以赢得市场,但闭门造车会失去标准。

  我认为挑战的关键,并不是把外资挤出去,而是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1600名杭州工程师,或许只是这场全球通信产业大重组的第一批显性代价罢了,更大的变化,应该还在后面。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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