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占据着全球最大污染排放国的称号。但近年来，它已悄然蜕变为全天然清洁能源超级大国。从稀薄空气中阳光更为明亮的西藏高原，到青岛近海的辽阔海域——中国大片的土地与海域如今已被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场覆盖。

中国是全球首个太阳能装机容量突破100万兆瓦（MW）的国家，这一规模几乎是欧洲和美国太阳能容量总和的两倍，其产生的电量足以维持整个欧盟的运转。

在2025年5月，中国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速度一度达到每秒100块。同时，它也在风电领域倾注巨资：风力发电机的装机量爆发式增长，使得其风电容量已达到紧随其后的竞争对手——美国的数倍以上。

如何解释这一转变？

拥有14亿人口且占据全球制造业约四分之一份额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北京方面将其对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视为极其危险的战略软肋：中国约70%的石油依赖进口，其中绝大部分需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中国的制造业崛起曾高度建立在煤炭之上，但其领导层长期以来同样深切担忧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而绿色能源，正被视为破解所有这些瓶颈的关键方案。

中国是一个绿色经济体吗？

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碳排放可能已经见顶。但北京方面的押注远不止于可再生电力。它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建设煤电厂：仅今年一年就预计有85座新建煤电厂投产；同时，它还在建设36座核反应堆。2025年，中国国家能源局新增电力装机容量超过500吉瓦（GW）；作为对比，英国电网的总装机容量仅在70吉瓦左右。

正因如此，中国有时被称为全球首个“电能大国”。从工业生产到汽车出行，它正在实现全面电气化。

在此过程中，绿色电力扮演的角色日益吃紧。煤电在2000年曾占总发电量的80%左右，而到了2025年这一比例已降至55%；与此同时，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比重则从几乎为零飙升至约20%。在北京看来，绿色科技既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屏障，也是通往未来繁荣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杠杆。

中国是如何打造这一产业的？

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将该领域确定为核心战略部门，重点布局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这“新三样”产业，逐步摆脱纺织和廉价电子产品等低附加值行业。同时，中国还着力掌控钴、镍、石墨以及稀土金属等关键原料的供应链。地方政府则向制造企业提供了廉价土地、电力补贴以及国家背书的信贷支持。

事实上，大量的基础工作早在之前就已铺就。中国研究人员曾前往率先开创这些技术的欧洲和北美学习；西方企业也曾向中国出售设备与生产线。而在此之后，中国已将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这产生了什么影响？

中国目前控制着全球90%的太阳能制造、70%以上的风力发电机、80%的电池单元以及70%的电动汽车产能。这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过去十年间，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下降了约90%（尽管安装成本的降幅相对温和）。太阳能的蓬勃发展使得电池板如今在巴基斯坦、印度以及整个非洲的屋顶上随处可见，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提供了廉价电力。

在今年3月，受伊朗战争局势的推动，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出口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8吉瓦（GW），较上月翻了一番，其中东南亚和非洲的需求尤为强劲。如今，中国制造的风力发电机比美欧制造的价格要便宜30%至50%。

这有什么弊端？

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已经基本失去了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的生产能力；中国则已经占据了这一市场。欧洲仍然拥有风力涡轮机产业——例如，西门子歌美飒在赫尔有一家大型工厂——但欧洲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提供的关键零部件，例如高强度磁体。

西方部分舆论对中国绿色科技供应链提出了一些所谓的“伦理担忧”：例如聚焦于太阳能关键原料多晶硅的主要产区新疆，并提出了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

同时，针对中国在这一核心战略领域的领先地位，西方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国家安全的疑虑，推测电力设备是否存在切断开关或数据收集等隐患。然而，与这些疑虑相比，中国通过产业支持为全球带来的红利更为显著——中国提供了比传统油气更实惠、更清洁且抵御供应冲击能力更强的绿色能源。

这种跨越式发展还会继续推进吗？

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太阳能产业目前正经历阶段性的市场调整期：该领域的五大中国头部企业在上季度录得阶段性亏损，总额约70亿元人民币（7.7亿英镑）。这一方面源于产能充足带来的价格回落，另一方面也由于出口环境面临外部壁垒：例如美国出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限制相关产品进口，印度加征新关税，以及欧洲因电网接入限制放缓了太阳能推进节奏。

与英国面临的挑战类似（但中国规模更大），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部门也在积极攻克储能与联网等技术课题，以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以及电源点与用电中心距离较远的天然属性。

但整体前进的方向无比清晰。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太阳能将在2030年代初期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电力来源，风电则紧随其后。而在这一改变人类未来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将稳居最前沿领航者的位置。

工程师 vs. 律师

在著作《飙升：中国工程未来的探索》中，王丹提出：中国是一个由技术背景领导者掌舵的“工程师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由法律思维驱动的“法律人社会”。

中国的技术官僚与自上而下的决策文化，使其能够快速推进超级工程、建造海量住房，并制定掌控特定制造领域的长期规划。相比之下，美国基于权利导向的思维方式常常导致决策僵局、基础设施建设缓慢，以及对程序合规的过度关注而非对实际输出的追求。

将中国社会视为一场大型“工程实践”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与人道代价，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60年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经济层面，这种模式也常引发低效与产能过剩。政府并非总是高效的资金分配者；近年来，在补贴政策和集中化生产目标的推动下，房地产和绿色科技领域的供给均严重超越了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美国的自由市场体系或许又过度关注短期利润和效率；加之政治优先事项的频繁更迭——以及特朗普总统对可再生能源的反感——意味着美国已经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让出了领导地位。

Source：thew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