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娜尔·阿德别克很少觉得自己是个自律的人。
“我基本上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也不是每天坚持阅读的人。”她在采访中这样说。但紧接着，她又描述了自己在备考法考和雅思时的状态：花一整天时间学习，规定自己的routine，尽可能减少决策——每天去食堂吃，穿最舒服的衣服，不出门，不做任何社交，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
“我会不断观察自己，看看哪天发挥最好，然后复制到明天。”
这种对自我状态的精准观察和极致投入，在她口中却只是“比别人更擅长在有限时间里投入精力”而已。她甚至认真纠正采访者：“我觉得不能算自律，只能算是投入。”
这种“不自知”的自律，贯穿了她二十四年的人生。
▲欧洲交换期间在巴黎和埃菲尔铁塔的合影
一、“好胜”的起点
阿依娜尔的好胜心，从小学就开始了。
“总爱跟小伙伴比赛谁先完成作业，为了拿到第一名，中午带着卷子和练习册回家，吃完饭就赶紧写。”她在自述中回忆。
这种无外界压力下的趣味竞争，培养了她短期内注意力集中和高效率提前完成作业的习惯。
小学五年级，父母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她从阿勒泰富蕴县转学到乌鲁木齐，住在姑姑家。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意味着离开父母，独自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
她有过思念的悲伤，也经历过不适应与困难，但这段经历让她“更加快速成长”。
“人生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她后来这样写道。
高中进入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她在对历史的兴趣指引下选择了文科。分班后进入梦寐以求的文尖班，和“心思细腻勇敢认真的女孩子们”一起学习。
高三的压力带来了另一种体验——对自己的失望、拾起勇气、受挫、再次鼓起勇气。疫情期间居家网课，她记得每次交完地理作业后系统显示的“你的排名非常靠后了，奋起直追吧”，也记得线上数学周测成绩出来后的痛哭。
“那时才知道一个人的心理变化竟能如此丰富，既含委屈、失望，亦含内疚、不甘。”
但她没有放弃。疫情缓和后回归校园，与同学们并肩作战，只为书写“无悔”二字。
最终，她以新疆文科单列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
▲在法学院门前与獬豸合影
从阿勒泰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这条路她走了十二年。
▲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照片
二、北大的“压分”与自我怀疑
初入北大法学院，迎接她的是张千帆教授的宪法课。这门课没有按部就班介绍中国宪法的结构，而是以比较法视角结合美国、德国等多国宪法经典案例，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特定主题进行权利与限制义务的探讨。
▲宪法课程总结复习
“理性权衡下的个体权利保障与相关考量因素的采纳与否，成为课堂讨论的中心，也是这一点让我真正领略了法学的魅力。”
但北大的法学教育，压力远超她的想象。课程设置紧凑，从大一到大四一直有专业课，要学习民法、刑法、行政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各种部门法。上课前老师会发布阅读材料，有的老师还会抽问，课堂上有小测，要求现场答题分析案例。
“我们法学院的课程给分，相对于其他学校的法学院来说比较压分。”她坦言。在北大法学院，轻松考到98、100分“基本上很难”，压力相对于北大其他文科院系也更大。
这种压力在某一刻几乎击垮了她。大三下学期，她选修了国际经济法，这门课涉及大量专业术语——CIF、FOB、CFA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责任、运输运费由哪一方承担、保险费用由哪一方承担。她对此不感兴趣，考得分数不高。
“给我的感觉我很不适合学法学。”更巧的是，出分那天正好是古尔邦节，她整个人心情崩溃，“我还哭了，我说我考这么低，我还能保研吗？”
那是她印象中让自己陷入自我怀疑最深的一门课。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在大二选修车浩教授的《刑法总论》时，被刑法学科的社会正义性和老师的个人魅力吸引，决心以刑事领域作为职业规划的选择。
后来又选修吴雨豪老师的《犯罪学》，对“犯罪人为何越轨”的话题产生浓厚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她写的是犯罪学方向的论文。
“老师的个人魅力，很容易让人喜欢某一个学科。”她说。
▲刑法案例研习结课后收获车浩老师签名
▲犯罪学课上研究龙布罗梭“天生犯罪人”理论
三、支教保研失败：命运的“偏离”
她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发生在大四保研时。
原本规划走的是支教保研的路径——通过北大支教团去五个不同支教地点中的一个支教一年，回来后读北大的研究生。这条路她期盼了很久，也为此做了很多志愿服务活动，包括给支教学校开普法讲座、作为新疆学姐给学弟学妹分享经验。
▲前往学校周边社区开展普法讲座
竞争比例是二进一。上午面试，晚上出结果。晚上通知的名单里没有她。
“很遗憾的是公布名单里没有我，最终可以说是期盼了很久的支教保研失败了。”
▲准备支教保研期间每天练习面试考察的3min讲课
更棘手的是时间。支教保研的结果出来大概在9月初，而其他学校的保研夏令营窗口已经关闭了。她只能临时投递还在开放中的学校——南大、法大、北交等。最后，她去了南大。
“它跟我预想当中，我要以何种方式保研，我要怎样开启我的研究生生活，差别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完全把我推向未知命运的感觉。”
她感到遗憾。但很快，她开始转变思维：“你可以去想一下三年硕士比两年硕士有哪些好处，你可以做哪些事情，顺便去交换一下。”
南大的硕士是三年制，而北大是两年制。如果是北大两年制，研一就要修完所有课程，研二开始秋招找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去进行交换”。但南大的三年制，中间会有一年时间空出来，可以备考雅思、申请交换。
▲研究生期间也因为选到自己喜欢的课而过得很充实
“如果还在北大，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时间进行交换，只能说直接找工作毕业了。”
命运的偏离，反而给了她意想不到的空间。
▲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四、芬兰：在极光下重新认识自己
研二上学期，阿依娜尔开始为交换做准备。她提前检索公众号，了解南大国际交流、台港澳交流的项目发布时间和合作院校。大四和研一时，她就已经想好：研二要去交换。
她申请了芬兰的东芬兰大学。
选择这所学校，一是因为费用相对不高，二是她本身对芬兰的气候并不排斥——作为新疆阿勒泰人，她从小在“大雪纷飞、雪下的非常大”的环境中长大，芬兰的冬天对她来说“差别不是很大”。
2024年初，她抵达芬兰。
“我觉得总的来说芬兰那边的气候是最有意思的，因为芬兰它是以极光出名的，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我的公寓楼下，就可以看到极光，在凌晨你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极光。”
对她来说，这是“不平凡的日常小事”。对当地人而言只是日常，对她却是人生第一次。
和极光一样，在芬兰，她经历了很多个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在公交下车后说芬兰语谢谢“kiitos”，第一次选修国际环境法课程讨论国际碳排放分配比例，第一次吃到正宗白人饭，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对话交流，并和他们成为朋友——来自希腊的giannis和tsampika、来自西班牙的sigrid和juan、来自日本的yume、来自捷克的jonas、来自哈萨克斯坦的ilya、来自比利时的joppe、来自德国的liv和luca，当然更多是来自中国的AD、Cy、Eugina、Serena…
▲冬天和朋友们去湖区hiking
▲和朋友们在芬兰庆祝中国新年
她坦言，这段跨越距离的友情让她重新找回了被点燃的热情，也给予她继续探索世界的力量和勇气，成为她“回忆复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交换期间，她完成了两次solo trip，每次长达两周左右。第一次去了大概六七个国家，第二次深度游了三个国家。她一个人规划路线、抢廉航机票、比较火车和大巴哪个划算、为了节省经费，也为了安全感，她选择全程住青旅。
▲交换期间solo环欧10个国家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家青年旅舍，她经历了一件至今觉得“神奇”的事情。
当时，她入住的是一间男女混住的四人间。推门进去时，她发现一名男性赤裸着上身躺在床上，第一反应有些紧张。她放下行李、简单整理后便出门游览景点，心里还想着：“如果这个房间里最后都是男性怎么办？”
但回到青旅后，她发现房间里来了另一位女生——一名刚满18岁的乌克兰女孩。女孩第一次独自出国旅行，从乌克兰坐飞机前往欧洲，经匈牙利转机，准备去西班牙寻找自己的姐姐。
与此同时，房间里还有另一位住客——一名30多岁的俄罗斯男性。他已经组建家庭，有一个女儿，从俄罗斯移居欧洲，并计划未来在匈牙利工作。
“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它毕竟就发生在欧洲。”阿依娜尔说。
在欧洲旅行期间，她感受到许多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也看到战争议题在人们生活中的存在感。
她在芬兰交换期间，就曾看到城市广场上长期悬挂着乌克兰国旗。
因此，当那个乌克兰女孩主动告诉她：“我这辈子都不喜欢俄罗斯人，我不想和俄罗斯人说话。”阿依娜尔并不意外。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改变了原本的想象。
一天外出回来后，她发现乌克兰女孩和俄罗斯男士竟然聊了起来，两个人从最初的陌生与隔阂，到后来能够自然交流。最终，三个人还一起出去游览了布达佩斯。
“当时我觉得特别神奇。”阿依娜尔回忆道，“两个正在发生冲突的国家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可能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成为朋友。他们带着自己的国家身份来到这里，但真正相处的时候，他们首先是两个普通的人。”
这段经历也让她开始思考身份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通过国籍去认识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乌克兰人，或者他是俄罗斯人。但当你真正接触一个具体的人，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战争、政治和国家关系会影响他们，但不会完全决定他们是谁。面对时代变化，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下，也有人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
五、检察院实习：看见“冰山之下”
阿依娜尔在职业选择上，有着近乎执拗的实践精神。
她在民商事律所、刑事律所、检察院都实习过。为什么要全部体验一遍？她的回答很朴素：“小马过河的问题，有的人告诉你水深，有的人告诉你水浅，你可能自己试了才知道这个水是深还是浅。”
她想要确定三件事：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民商还是刑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生活？
三段实习中，触动最深的是在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
“在检察院实习的时候，你可以最直观地接触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她描述道。卷宗非常厚，通常是一个案件十几页。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之前，必须通过阅读原始卷宗了解案件经过。
▲检察院实习结束后的总结
与律所不同，律所接触的是“客户”，在法律上他们是无罪的。
但在检察院，接触到的是“初步被认定具有犯罪嫌疑的犯罪嫌疑人”。
“有时候你了解了他们的经历之后，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这里的同情并不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无罪，而是当你进一步了解犯罪动机时，会发现一些案件背后存在着更复杂的社会因素。”
她提到，在办理部分电信诈骗案件时，一些犯罪嫌疑人并非一开始就抱有明确的犯罪意图，而是在长期经济压力和生活困境下，逐渐走向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些嫌疑人在到检察院接受讯问时，甚至连往返的火车票费用都难以承担；而当他们被拘留或羁押期间，家中年幼的孩子也面临无人照顾的困境。
这种直观的冲击，让她开始反思：“他的犯罪动机背后的社会问题是贫穷问题，这个问题你不能光去抓人来解决，你必须去解决深层的问题。
所有的犯罪，或者是所有的法律问题，它背后都存在一个冰山下面的社会议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点无力，因为不能光通过抓人或者解决法律问题来解决，如果不解决深层解决社会议题，这种问题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她以社会上对拐卖妇女问题的讨论为例：为什么一些农村地区存在购买妇女的现象？进一步追问，会涉及当地婚姻结构、人口流动、教育水平以及法律意识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法律意识没有改变，仅仅通过提高刑罚或者抓捕犯罪人，可能很难真正实现预防犯罪的效果。”
她也关注过相关实证研究，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刑罚威慑的效果并非只取决于刑罚轻重。
当行为人的法律认知、教育水平和社会环境存在局限时，单纯提高法定刑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预防效果。
“如果你不解决他们的认知和教育水平，包括他们的生育率问题，妇女被买卖的情况只能一直存在，只是看你有没有被发现而已。”
她引用实证研究的结论：不管把法定刑提高到多少，如果是教育水平或者对法律的认识水平比较低的人，“对他基本上没有威慑力”。
“认知问题也不是说通过把他抓起来，或者提高法定刑就可以解决。”
“法律并不只是处理已经发生的问题，它背后始终和社会公平正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连这样需要理解人、理解社会的工作都可以被AI完全取代，那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工作是不能被取代的。”
六、“反哺”之前，先找到自己
阿依娜尔对“反哺家乡”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大一的时候，她的职业规划是“回到新疆做法官”，那是她“在没有完全的深入学习法律之前的一个初步的想法”，也是在她认知范围内，最能够反哺新疆的事情。
但随着经验增加，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她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反哺家乡之前，你可能需要先了解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我的职业规划也可能会从在新疆做法官，然后变成，我想要走向更大的世界，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
“你必须先了解你自己，然后以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反哺家乡。”
▲solotrip期间给家人的明信片
这种转变，与她从小离开家乡的经历有关。
小学五年级就到乌鲁木齐，初中在师大附中，高中在八一中学，然后到北京，再到南京，再到芬兰。她很小就离开了爸妈，一个人去上学。
“小学初中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恋家，后面慢慢独立以后我会发现我可能更加适合这种独立生活，我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也会比较强。”
她形容自己的成长经历“比较特别”，但身边很多新疆同学也是如此——从小在内初班或内高班上学，很早就离开了家。这段经历让她对“离开”和“归来”有着复杂的理解。
2023年，她曾推动把家乡富蕴县设立为北大爱心社的支教点。
遇到的困难是，当她真正要去支教时，却因为保研的时间冲突，无法参与线下环节。“我当时需要用我暑期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去准备保研，同时还要准备法考，还要准备支教团的面试。”
她只能在线上跟他们联络。更让她遗憾的是，支教过程中发现，“新疆的小孩可能也会更加沉迷于刷抖音、刷快手。”
北大学长学姐带来的课程设计，对他们吸引力不大，“可能课程本身确实没有抖音、快手刺激。”很多学生断断续续请假，“他们的世界已经被各种快速的、短暂的刺激占据。”
“网络社会太发达了，现在哪怕是成年人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大家对于长期的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耐心。”
▲2023年北大爱心社暑期支教
“爱心万里行”支教团抵达富蕴进行支教活动
这让她对“反哺”有了更现实的认知：不是简单的“回去”，而是要先找到自己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
七、不规划者的“规划”
阿依娜尔说自己是个“很少提前进行规划”的人。
“我这个人很少去提前进行规划，或者是去预测我接下来会去的地方。”去芬兰之前，她只了解了一些必需的生存方式——交通、超市，但并没有做很多关于风土人情的规划。
▲一月初到时大雪纷飞的芬兰约恩苏
▲倒计时5天时在湖边的随写
但有意思的是，她又会在关键节点做出精准的“大方向”判断：确定研究生生活的基本节奏是“上课、交换、找工作”。
“大概的方向，不要出错就行了，细节我感觉肯定是规划不了这么细的。”
她的MBTI是ENFJ，“算是一个比较高能量的人群”。但她任务处理模式还是偏好“单线”而非“多线同时并行”——备考雅思时就只备考雅思，法考时就只学法考，“某一个时间段，我的重心基本上只能有一个”。
压力大的时候，她的自我调节方式是“尽可能减少决策”：去食堂吃固定的饭，穿最舒服的衣服，不出门，不社交，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
同时“不断观察自己”，记录每天最多能学多长时间，比较状态最好和最差时的差别，“然后学习这些差别的地方”。
“我学得最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早起了，或者是我多喝了一杯咖啡，那我下一次再进行的时候，我会按照最优模式来进行调节。
我会上午喝一杯咖啡，下午再喝一杯咖啡，然后就是不断认识自己，不断地把自己的身体状态恢复到最佳状态。”
这种对自我的精准观察和调节，在她口中却只是“应试方面或者处理事情方面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更加得心应手一点点”。
八、“投入”而非“自律”
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阿依娜尔到底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她的回答始终如一：“我其实并不算是一个自律的人。”
她解释：大家刷抖音时也会看到学习博主，早起、运动、读书，“我很少完全按照routine去做事”。
但她又承认，自己在处理事情时“投入的程度可能会比别人深”，“我的认真和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会比别人大一点”。
“我很明白这件事情对我的重要性，它对我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可能就会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不能算自律，只能算是投入。”
正是此前对成长的持续投入，在支教保研失败后给了她另一种可能：她转而申请南京大学，也因此多出了一年的时间去交换、旅行、认识更广阔的世界。
这一年里，在芬兰公寓楼下第一次看到极光时，在布达佩斯青旅里见证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跨越身份成为朋友时，在检察院阅读犯罪嫌疑人卷宗、思考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时，那些看似分散的经历最终汇聚成了她人生中的“回忆复利”——让她不断拓宽视野、深化思考，也在一次次真实体验中完成自我成长。
被问到想要给学弟学妹的建议时，她谈到两点，一点“向外”，要“有勇气和动力探索未知的世界”，因为世界观的塑造会随着世界半径的扩大而被不断推断重塑；一点“向内”。“要沉着和投入”，“你所吸收的知识和本领，一定会反映在你说话做事的逻辑上，反映在你待人接物上”。
“人生并不是说你想做某件事情就一定会做，它绝对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她说。
保研失败是一种偏离，南大多出的一年是一种偏离，芬兰的极光是一种偏离，青旅里的俄乌青年是一种偏离。
但正是这些偏离，构成了她真实的人生。
采访的最后，阿依娜尔说自己“没有一个特别强的规划”，“我的规划在随着我接触到的世界在慢慢发生改变，我会感觉我的人生半径在不断地扩大，我在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新世界，我的人生也会，我的目标也会发生改变”。
她认为自己最核心的动力在于：“你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
从阿勒泰矿区的小学，到乌鲁木齐八一中学；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到南京大学刑法硕士；从东芬兰大学的交换课堂，到欧洲旅途中的巴黎、布拉格、布达佩斯…她的路一直在延伸。
“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尚未到来，今天仍是未知。”
这个“不自知”自律的新疆女孩，正用她的方式，在未知中探索，在偏离中寻找，在投入中确认——确认自己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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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编 辑 ：古丽巴努
主 编：麦迪娜依
副 主 编：伊丽达娜、祖丽阿娅提
作 者：伊丽达娜
校 对：古丽巴努
排 版：伊丽达娜
后 台：伊丽达娜
图片来源：阿依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