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07.02
就在过去一周，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将AI技术比作“数字核武器”，美国拉拢欧盟及多国加速扩容“硅和平”倡议，被普遍视为针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在紧急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治理，7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还将在日内瓦开幕的首届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会。
一边是科技寡头与国家的权力博弈，一边是人类对失控风险的集体焦虑——AI时代的国际关系，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权力格局。这一期与郑永年教授的对话，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
从人文到经济，从社会到政治，再到国际关系，五期对话贯穿始终的是一个终极追问——技术决定我们能走多远，但人文决定我们行走的方向。我们究竟是技术的主人，还是技术的附庸？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前文回顾：
《对话郑永年：真相不再，共识已死，AI如何重新“编码”政治逻辑？》
《对话郑永年：如果AI成为“人造上帝”，谁来定义“上帝”的善恶?》
《对话郑永年：当人文定义不了技术的意义，我们正经历“史上最严峻的”文明危机》
《对话郑永年：AI对人类最深刻的威胁，在于重新定义“人”本身》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伍子尧
如何看AI时代外交的变化？
大湾区评论：
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们来聊聊AI时代的国际关系。外交的永恒主题关乎战争与和平，如何看人工智能时代外交的变化？
郑永年：
就人工智能和外交的关系来说，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AI正在“赋能”外交，也在“去能”外交。赋能很好理解。外交的一个核心是收集和处理信息，AI在这方面的效率远超人类。在某种程度上，AI甚至有能力“变弱国为强国”，一旦一个小国掌握了足够的人工智能，它就有能力抵御大国。俄乌战争就是例子，自战争发生以来，乌克兰在不同阶段能顶住俄罗斯的攻势，与欧美的互联网和AI“援助”密不可分，在一些阶段，乌克兰甚至对俄罗斯形成了攻势。
但AI也会“去能”外交。它在赋能外交系统的同时，也在赋能大量“非国家”的角色。比如一些网络平台已经和国家或者政府构成了竞争。运营商有自己的利益，未必与国家一致，甚至追求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利益。
更麻烦的是，AI只有机器理性，没有人类的政治忠诚和政治判断。比如“开源应该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人们并没有共识。如果一种技术完全开源，例如核武器的制造技术，那么从理论上说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如何制造核武器。那这个世界就危险了。在很大程度上说，AI赋能非政府角色所产生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一个迫切的问题。
第二，AI正在成为外交的谈判对象。预防新技术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以及国家间达成一种“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这是“核武外交”带给我们的经验。基辛格先生晚年就一直关注AI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影响。他最后一次飞往北京，会谈的主题之一，就是人类面临的AI风险。这次出访促成了中美两国元首把AI列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正因为这样，最近中美至少在社会层面也在开始讨论就两国之间的AI问题进行商谈。
第三，AI的“自主外交”时代正在到来。一旦AI有能力做出自主决策，它就有可能超越工具性质。研究者发现，AI会发展出自己的方法来实现其目标函数所指定的任何目标，而且它产生的结果和答案不具备典型的人类特征。如果这样的AI被引入到不同社会的“外交”领域，那么人类原本的决策体系都会变得更复杂。
一旦AI实现“自主”，炮舰外交、金钱外交、绥靖外交都可能在不同国家的人工智能之间发生，就会导致超越人类控制的结局。如果由AI参与的“软力量”外交不是互相交流和理解，更不是互相认知和认可，而是互相“妖魔化”，制造互相的仇恨，那将产生难以估计的严重后果。
当然，目前中美都在全球AI的第一梯队。无论AI是“赋能”还是“去能”，都发生在这两国。中美是否就AI进行严肃认真和有效的交流？这一决定人类发展方向的技术，必然成为中美外交的主轴。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AI技术和产能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今天当人们讨论AI时代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人们必然转向中美两国。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关系的边界也就是未来国际关系的边界。这也是我们此前讨论过的中美“事实上G2”格局的核心内容，而在AI领域尤其明显。
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标识资料图片（图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美AI竞争既是国家竞争，也是企业竞争
大湾区评论：
当前中美科技竞争，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AI竞赛，但美国实际上是寡头企业主导，中国也有自己的AI企业。如何看中美之间的AI竞争？如何看国家战略竞争与企业竞争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
在中美AI竞争中，企业固然是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的主体，但同样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表面上，这场竞争是两国政策的较量，实质上政府与企业均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在推进相关产业政策，美国亦在加紧制定美国版产业政策，双边互为“应对”，竞争态势正日趋白热化。
中美的竞争高度集中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竞争并非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展开：美国的竞争力量主要集中在硅谷及东北部等地区，而中国则主要依托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区域。未来，这一领域的角逐将愈发激烈。
中美两国均处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都意识到了该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相较于中国目前维持的一定监管力度，美国基本处于“去监管”状态。拜登政府时期曾出台相关行政命令，但特朗普上台后即将其废除。美国国内虽有关于建立联邦层面监管的讨论，但其深层目的往往是为了进一步放松管控。例如，当州政府试图实施地方监管时，联邦层面可能会通过上收权限，进而从整体上弱化监管力度。
中国保留一些监管是对的。当前，各界普遍强调AI“赋能”的作用，各种AI for science、AI for social science、AI for medicine等层出不穷，却鲜少有人关注其“去能”的风险，即我们之前讲过的“人工智残”现象，人工智能对人类自身能力的削弱以及对人类社会功能的替代。
人工智能有别于传统技术——传统技术通常是越领先越具优势，但人工智能将深刻影响人类智力发展与社会结构，过度激进的领先可能意味着更早触发系统性危机。美国未来或将早于我们面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负面后果。
所以，今天尽管我们在致力于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但就其风险而言，中国稍微跟在美国后面走，未必是坏事。让美国先当“试验田”，毕竟美国老百姓已经“事实上”参与到这场庞大的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之中。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必须坚定发展人工智能，如果差距被拉得过大，极易在未来受制于人。但战略上，不一定要做最激进的引领者，做一个审慎的跟随者也有道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盯紧美国社会，美国的AI发展及其对各个领域和方面的影响，不管是“赋能”的还是“去能”的。
去年在上海举办的一场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机器人（图源：纽约时报）
全球南方未必会拥抱人工智能
大湾区评论：
您之前也谈到过，世界的AI发展格局大致分三类——中美第一梯队，欧盟和日韩有点基础但弱一些，大量全球南方国家几乎没有AI投入。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处理跟全球南方的关系？
郑永年：
尽管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均处于第一梯队，但发展模式各有不同。美国走的是闭源和精英路线，研发与应用成本高昂；中国则侧重于开源与大众路线，成本相对较低。
人工智能最终能否真正落地，关键取决于应用场景。美国在经历“去工业化”后，国内制造业应用场景受限，除军事等特定领域外，其技术落地更多依赖于同日本及欧洲制造业的结合。相比之下，中国具备与“全球南方”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深度结合的天然优势，因为这些国家更需要成本较低、具备开放性且易于落地的技术方案。
然而，必须看到，那些尚未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尽管当前受制于经济水平无力发展该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放弃自主思考。它们会持续观察中美两国的发展路径，全面审视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为其他国家扮演“先行试错者”的角色。如果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未必所有国家都愿意全盘接受。
过去经济学界常讲“后发优势”，即先行者率先投入与试错，后发者通过学习借鉴降低成本。在当前背景下，甚至可能衍生出一种“无人工智能的优势”。未涉足该领域的国家，能够冷静观察先发国家暴露出的问题，从而避免过早被卷入未知的风险之中。
近代以来，追求物质财富固然是多数社会的主流诉求，但也存在并不完全遵循这一逻辑演进的社会与文明形态。未来可能会有部分国家选择既不依赖中国，也不依赖美国，而是坚持自身原有的发展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化扩张，同样可能遭遇此类抵制。
美国在AI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深，难以回头了。或者说，美国的AI已经没有了刹车，只能“顺其自然”了。反观欧洲，其更多是着力于政策监管，而技术发展本身的内生动力相对薄弱。澳大利亚及部分欧洲国家已开始通过立法限制特定的人工智能应用了，这也反映出他们正在反思AI发展对世界的潜在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更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均衡，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保持更稳健的步伐。这种审慎的发展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希望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但不能以牺牲就业为代价，图为在深圳一家与美团合作的实验室里，一台机器人正在学习拆箱和折叠衣物（图源：纽约时报）
全球化是“有意识的同质化”，人工智能是“无意识的同质化”
大湾区评论：
从全球化开始，人类文化就在不断融合。过去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全球化之后这些界限被削弱。如今人工智能成为主流，这与之前的全球化又怎样的不同？对国际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郑永年：
将全球化与人工智能相比较，可以说前者是一场“有意识的、不乐意的消亡”，后者则是一场“无意识的、快乐的消亡”。
全球化加速了人员、资金与物资的流动，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导致诸多本土弱势文化受到冲击。尤其是资本文化、西方理性和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优势，进而催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和“认同政治”的崛起。许多人意识到自身的本土文化正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从而产生对全球化的抵制情绪。近年来，反全球化、认同政治、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思潮不断上升，正是因为人们有意识地感受到了全球化对自身带来的冲击。越是有意识地抵制，本土的身份认同反而越容易得到强化。
人工智能截然不同。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使人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其中。人们之所以依赖它，是因为其带来的便捷、愉悦与高效。无论是短视频、娱乐文化还是算法推荐，都让受众在舒适的体验中被动接受。若要使用大模型，就必须进入这一系统；若拒绝使用，又可能面临被时代边缘化甚至无法生存的境地。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往往使人在痛苦中觉醒并奋起抵制；而人工智能带来的同质化，则是在愉悦中完成的。人们在快乐地使用它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其重塑。这种“快乐的同质化与消亡”，无疑更令人担忧。
大湾区评论：
未来整个AI世界秩序会是什么样？
郑永年：
人工智能天然具有“去主权化”的特征。传统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主权国家。如果人工智能削弱了国家主权，那么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必将被深刻改变。这一点，我在上期已经讨论过了。
在互联网诞生初期，我们曾探讨“网络主权”概念。其核心意涵在于：互联网技术本身虽无国界，但网络使用者具有主权属性。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事情起了根本变化。AI不再仅仅是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未来的“认知基础设施”。如果所有人接触到的都是高度同质化的信息，使用者同样可能丧失其主体性。如果美国人、中国人、俄罗斯人等各国国民，都接受同一个算法模型、被纳入同一个信息系统，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意识就会消失，国家主权也便无从谈起。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强国与弱国之间，具备和不具备人工智能的国家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新型的不平等关系。人工智能强国将如何对待弱国，这势必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新问题。
若将这一逻辑推演至极端，未来甚至可能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因为当所有信息都被纳入单一系统时，国家边界将被极大削弱。如果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完全掌控了信息系统，甚至将其触角延伸至外太空、火星等领域，那么传统的国际关系又将置于何地？
如果把人工智能视作一种“人造上帝”，那么人类历史上其实早已有过类似建立大一统秩序的想象，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试图构建没有国家边界的统一秩序。基督教在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世俗化进程之后，逐渐受到民族国家和现代政治体系的限制；但伊斯兰世界在某些层面，至今仍保留着不承认民族国家边界的宗教统一观念。
可以说，人工智能正在产生的影响，或许正是过去某些宗教渴望达成却未能企及的。它不再是“一手拿剑、一手拿经”，而是将“剑”与“经”合二为一，并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欣然接受。
为什么大家都讨厌AI？克鲁格曼说了大实话
大湾区评论：
在这个关于AI的系列里，我们讨论了AI时代的人文、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重要方面。作为收尾的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回到AI本身。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非常直接——“为什么所有人都讨厌AI？”您怎么看？
郑永年：
首先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还在快速发展和演化过程之中。实际上，人们很快就可以把“人工”两字去掉。迄今为止是先“人工”后“智能”，但这一技术已经面临一个自我演化的临界点，也就是说以后不需要“人工”了。因此，我们对这一技术要时刻保持警惕。以后还可以从各个方面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你提到的克鲁格曼的文章，他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他说了五个原因，每个都戳中要害。
第一，AI公司自己制造了恐惧。Anthropic的CEO曾宣称AI可能在1到5年内消灭一半的初级白领工作，将失业率推高至20%。OpenAI的奥特曼也做过类似预测。他们为什么渲染末日图景？本质还是为了钱——让华尔街眼花缭乱以确保融资，吓唬企业让它们害怕落后而急于采用AI。后来他们发现公众反弹太厉害，又想收回这些话。
第二，AI是被强加给公众的。谷歌直接拿AI替换原生搜索，不给用户自主关闭的权限；企业强制员工和消费者使用AI且不提供退出选项。克鲁格曼称之为“产品劣质化”（enshittification），这种“被强迫感”累积了巨大的抵触情绪。
第三，数据中心引发了社区反抗。AI数据中心占地面积大、能耗极高。2025年3月至6月，仅在美国就有价值高达98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因遭到社区强烈抵制而被迫延迟或取消。社区不乐意，许多地方甚至对数据中心产生了强烈的敌意。
第四，科技公司已失去公众信任。2015年时，71%的美国人认为科技公司对国家有积极影响；而现在这一比例已大幅逆转。2025年的全美民调显示，AI已面临广泛的公众信任危机。科技寡头政治（tech broligarchy）本身就让公众感到不安。
第五，AI被视为加剧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工具。AI成了寡头敛财的工具，普通人看不到好处。公众看到的不是“技术普惠”，而是少数人通吃、多数人靠边。
克鲁格曼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悖论，AI公司一边用末日预言吓唬世界来融资，一边又抱怨公众不信任AI。这种自相矛盾的营销策略，正在加速瓦解社会对技术的基本信任。而信任一旦崩塌，是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挽回的。
近期，人工智能股和半导体股的买盘推动的各相关股指走高。专家警告，有迹象显示AI股市场估值已经过高，存在泡沫破裂风险（图源：联合早报）
AI不仅是技术，也是一个故事。硅谷的故事讲得好，因此硅谷发展得很好。如果硅谷要继续发展得好，那么他们必须继续讲好故事。但讲技术的故事和技术本身不能完全脱节。克鲁格曼这篇评论的意思是，如果用中国话来说，就是AI技术本身和围绕着AI的故事趋向于成为“两张皮”。“两张皮”的局面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风险。
从我们的这几次讨论来看，这些风险可以概括为三个“S”。
第一个“S”就是英文的safety，即“风险”。AI技术本身就包含着风险。历史地看，人类还没有经历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技术。
第二个“S” 就是英文的security，即“安全”。AI技术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所造成的安全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关系。
还有一个“S”，就是英文的stupidity，即我们所讨论的“人工智残”问题。
这三个“S”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已经处于人工智能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国家，影响这些不同角色的关系，更会影响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
像克鲁格曼这样的提醒其实并不少。至少美国的科技左翼对AI多持有批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人要不随大流而从经济面的考虑加入了AI大潮，要不被动地被AI所裹挟不得不而为之。但是，我们认为，AI这一技术已经存在，并且会存在下去，对人类的影响，无论是赋能还是去能，都会强化。我们不能也不可能作为旁观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成为智能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践行阿伦特所说的“行动”，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并且牢牢把握这一技术的“人”的方向。技术决定我们人类能够走得多远，但人文决定我们人类行走的方向。两者我们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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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GBA 新传媒
整理 | 冯箫凝 伍子尧 杨芸淞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炳云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