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这项地方探索上升为全国性战略部署。当前，各地竞相探索打破村域边界、推动乡村由“单村作战”转向区域协同发展。
近期，我随团赴杭州参加“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专题研讨，复盘专家发言时留意到浙江乡村建设促进会蒋文龙的观点：2022年杭州余杭启动“连片连线”模式，统筹环境整治与乡村发展，推动分散村庄资源整合、形成规模效应。这一表述引发持续思考：如果将“连片连线人居环境整治”视作片区化发展的前期实践，广东的探索起步更早、投入规模更大。2018年，广东省财政安排257亿元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明确提出整县统筹、连线连片的实施原则。两相比较：时间维度，广东2018年全域铺开，浙江余杭2022年才启动试点；覆盖范围，广东全省推进，浙江仅在区县先行；资金投入，广东省级巨额资金集中投放，余杭相关财政投入未见公开大规模数据。
一个极具现实价值的命题随之浮现：广东连片整治实践启动更早、覆盖更广、财力投入更大，系统化片区化乡村振兴经验却率先成型于浙江，背后根源是什么？2018年我供职于广东农村研究院，曾深入粤东西北调研连片整治一线实践。究竟是广东不善于系统提炼实践经验、向上传递基层探索，还是在三农工作底层推进逻辑上存在客观差距？对此不宜简单下非黑即白的结论。客观来看，两类因素同时存在。公认的现实是：广东常年稳居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大省，但乡村振兴、三农综合建设整体成效不及浙江，这也是不少广东基层干部形成共识的判断。
下文结合本人2019年《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原文观点展开分析，以此解析两地实践分化的内在逻辑。需要说明：相关思考成文距今已有六年，难免存在视角局限，但其中揭示的治理机制、发展结构矛盾，至今仍具备解释力，部分论述结合当下形势做了增补完善。
一、发展认知偏差：“轻农思维”制约长期深耕
长期在广东调研交流能够直观感受到，部分地方干部存在明显的轻农倾向。地方发展重心普遍向工业、商贸、城市建设倾斜，对三农工作内生动力不足。
落实乡村振兴部署，不少地方停留在会议传达、文件转发层面，存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现象。部分干部形成固化认知：乡村振兴战线长、矛盾交织，土地、规划、基层治理难题盘根错节，短期难以显现亮眼成效；在财政承压、比拼经济增速的考核导向下，招商引资、城市项目是优先选项，农业投入回报周期长，难以快速形成政绩；还有观点认为乡村空心化、人口流失大势难逆，投入大量资源建设乡村意义有限。
不少区域推进工作满足于打造少量“盆景”，工作蜻蜓点水，重部署、轻落地，只求向上交差，缺少持续深耕、久久为功推进乡村系统性发展的定力。与之对照，浙江依托“千万工程”二十余年持续迭代，自上而下形成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稳定共识，乡村建设长期置于重要战略位置，为片区化模式持续迭代提供稳定的政策土壤。
二、改革动力不足：顶层设计创新力度存在差距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市场创新活力突出，但在三农领域改革探索上，创新锐气有所弱化，顶层谋划相对滞后。长期调研观察可见，基层“唯上唯书”氛围浓厚，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突出表现在三重心态：
一是不想改革，习惯于等待上级、外地现成样板，照搬复制、依葫芦画瓢，缺少立足本土自主探索的自觉；
二是不敢改革，忌惮改革试错承担责任，害怕“吃力不讨好”，倾向固守成熟稳妥的旧路径；
三是不愿改革，安于现有发展格局，主动学习借鉴外省乡村建设经验不多，依赖传统工作套路，难以适应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要求。
浙江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在这次杭州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访问团研讨会上表示 ：浙江干部的一大特点是创新意识强，他们不是机械地“不折不扣”或“依葫芦画瓢”，而是变“执行为创新”，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和省里文件精神。片区化发展本质是一场制度创新，需要突破村域行政壁垒、重构资源统筹与收益分配机制。持续的改革探索意识，正是浙江能够把连片环境整治升维为片区化协同发展模式的重要前提。
三、区域体制底色：“强市集权”与“县域均衡”塑造不同发展底盘
区域发展格局、行政财权配置，是决定连片组团发展成色的核心底层逻辑，也是浙粤两地片区化探索成效分化的关键结构性原因。对此，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蒋文龙精准指出：浙江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很大比例来自于县级财政。没有强大的县域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投入。而县域经济的超强发展，又得益于浙江独创的“省直管县”人事、财政管理制度。这一点与其他省份完全不同——多数省份实行省管市、市管县的层级模式，市级会从县域“抽血”，直接造成县域经济发展乏力、乡村建设投入不足。
反观广东，长期实行强市集权治理模式，市级集中县级财力，县域土地审批、财政自主权偏弱，资源持续向珠三角核心城区集聚。数据显示：广东县域面积占全省71.7%、常住人口占28%，县域GDP仅占全省12.5%，远低于浙江42.9%、江苏41.2%；粤东西北57个县（市）财政自给率仅20%，财政总量只占全省5.8%，全省仅有一个千亿县。失衡的区域结构，造成粤东西北乡村缺少县域产业支撑，跨村连片发展缺少内生财力与产业根基。
近年来广东已经意识到短板，2022年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扩权强县、财政下沉；2023年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市级不得截留县级收入增量；2024年57个县首次实现人口整体净流入。但结构性改革尚处在起步阶段，县域经济短板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
而江浙稳固的县域均衡发展格局，正是片区化模式落地生根的核心优势。民营经济扎根县域、村落密集、地缘相连，民间经济联动基础扎实。发达的县域财力、活跃的市场主体，为跨村资源整合、片区统筹规划提供天然土壤。片区化发展不只是基础设施串联，更需要县域层面持续的要素、财力与制度支撑，浙江“省直管县”的体制优势，彻底激活了县域发展活力，成为其率先形成成熟片区化乡村振兴模式的核心底气。
结语
诚然，浙江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实践已臻成熟。据笔者近期在杭州余杭区与多位基层干部的访谈，浙江乡村发展的真实图景远未如某些专家描绘的那般乐观。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村级集体经济数据含“水”不浅，公共设施维护与公共服务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输血”，一旦断供，不少村庄恐陷入“停摆”困局；其二，多数强村公司的核心业务仍高度集中于政府关联的采购与项目，独立面向市场的生存能力远未形成；其三，“片区化”在实践中直面行政壁垒与利益分配的深层梗阻，“联而不合”现象普遍，真正意义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组团机制举步维艰。
纵向的“上热下冷”执行衰减与横向的“学界热、实践界冷”供需错位相互叠加，构成了理论与实操脱节、顶层与基层割裂的“两张皮”困局。这一困局并非浙江独有，亟待全系统正视。
在笔者的行业交流中，多位业内人士表达了相似忧虑。有学者直言：“行政划圈硬凑的‘物理捆绑’，若不能转化为利益联结的‘化学融合’，片区化很可能重蹈特色小镇的覆辙——沦为人造盆景。”有规划建筑师更尖锐地指出，被反复树为典型的标杆项目，如“大下姜”“龙门秘境”等，本质上是“省里砸资源、媒体打光、碰上一个能干的运营商”偶然拼凑出来的个案，客流与分红是两码事，品牌与收益也是两码事——表面抱团，实则各村各算各账。该建筑师还观察到，乡村CEO培训及各类“头雁”培训实效不彰，政府重金打造的网红项目往往热潮过后门可罗雀，普通百姓获得感有限，真正在推动乡村发展的仍是本土企业家和村民。
行文至此，一个看似矛盾却不容回避的结论浮现出来：浙江乡村发展的整体成效远超广东，这是不争的事实；“千万工程”二十余年的持续投入——全省平均每村累计约8000万元，其中政府财政投入近半——是其中最直接的关键支撑。但巨额投入筑就的先行优势，并不能掩盖片区化机制尚未闭合的深层隐忧。投入可以堆出样板，却堆不出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浙江的片区化探索，既提供了值得全国借鉴的宝贵经验，也暴露了转型期乡村建设共同面临的普遍困境——而这，恰恰是广东在追赶过程中最值得深思的课题。